中評社香港10月19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14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雖然印度的各個媒體與國家安全智庫對中國威脅不斷發出警告，甚至有印度學者預言軍事衝突將至。但是在這些危人聳聽的分析背後，印度與中國衝突的心理準備是否真的做好了呢？甚至，放言高論中國威脅的印度專家們，是否真的有想要認真處理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威脅呢？
印度認知的“中國威脅”是本質內在的
儘管他們在分析中國威脅的時候，一樣從軍事與領土等角度出發，也一樣對北京領導人充滿不信任，然而，印度媒體上的“中國威脅”似乎總與美國媒體或學者在警告中國威脅時，讀起來感覺大不相同。
文章說，美國作家寫的中國威脅看起來很具體，乃是當下的威脅，不論評論家心裡是如何看待中國文化或文明的優劣，對共產主義或一黨主政的反感是深或淺，基本上將中國威脅當成是外交政策中的治理問題，對中國輪流施以胡蘿蔔與棍棒，乃是屬於可以處理的問題，故處理得好的話，中國就不必是威脅。
印度評論家談論中國威脅的時候，中國似乎在本質上就是威脅，這已經不是要不要處理的問題，而是中國具有某種威脅的本性，甚或這個威脅就是中國自身內在的特性，與印度無關。即：有印度，中國是個對外的威脅，沒有印度，中國也是對外的威脅。
這樣的本質的、內生的中國威脅，不是可以治理的對象，所以印度面對中國威脅時，主要應該做好的，不是去改變中國對印度的威脅，故而不是針對中國對印度的政策加以因應，而是無論中國如何，都要以做好印度自身的準備為主，使這樣的威脅不至於危害印度。
文章說，這種與印度或印中交往無直接關係的中國威脅，與印度知識界長久以來看待中國的視野息息相關，亦即將中國看成一個有自己生命的悠久文明，這樣的文明有許多值得尊敬的成就，也有諸多迂回狡猾的劣根性，都不是印度可以改變的。
而印度知識界看待中國的這種視野，又與印度知識界看待印度自己的視野若合符節。印度是個以社會為核心的國家，畢竟印度作為國家的過程，本身就是殖民主義強加的，於是把不同宗教、語言、風俗與血緣的各個在地社群組合而成。所以印度知識界在看待另一個古老文明時，很自然的認為中國社會也是身在國家之外的複雜綜合體，而中國的國家體制也是漂浮在社會之上的。
印度不免低估了中國的動員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脈絡裡，既沒有當今流行的國家社會學所主張的，認為國家與社會是二分的，而印度卻大可以借用這樣的分析架構來理解自己，中國還甚至是以國家與社會為一體的兩面。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國家機制，是個動員機制，與印度以作為被動管理的政府機制，性質不同。以至於印度各界對於中國動員能力所展現的對外戰爭與對內發展的能力，有所低估。
同樣重要的是，印度的歷史觀與宗教觀當中充滿了輪回的叙事文本。則中國作為一個威脅，自也可以體會成是輪回的現像，也就沒有立即加以處理的必要。輪回的宇宙觀之下，與威脅並存的當然還有和平。換言之，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必定是威脅與和平兩種性質兼而有之，優勢與劣勢兩種命運循環出現。
中國自古受到印度的影響，也通曉或甚至信仰輪回觀，故而面對問題時的處理態度，印、中兩國似乎均比線性史觀下的歐美政治體系更有耐心。亦即在情感上，對世事的多變沒有什麼立即的大驚小怪，起碼在群體的交往與相互印象上，可以見怪不怪。這樣的群體情感傾向，照理不會促成衝突的快速升高。
文章說，在印度知識界對自身悠久文明的自我認識之下，中國也是個以社會為中心，兼具各種特質的文明古國。其結果，現代化不可能改變中國文明，只會被中國文明所消化成其內在的一部份，然後加入輪回的過程，成為中國遭到宰制與重新崛起的共同契機。
縱使表面上印度輿論所呈現的中國威脅與美國媒體講的差不多，然而由於印度知識界所承繼的世界觀與美國基督教的世界觀大不相同，在自我認識的歧異下，看似相同的中國威脅論，其意義就大不相同。
文章說，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相比，印度的中國威脅論聽起來可怕得多。但是，真正採取行動，造成對中國莫大威脅的，卻是認為自己可以管理中國威脅，軟硬兼施，改變中國政策行為的美國。印度的中國威脅論者是擔心自己準備不足，沒有與中國作戰的企圖，或改造中國的野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