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我同意你的判斷，很多基層的改革並不是基層官員自行上報、發現的，而是高層在與底層老百姓接觸時發現的。因為對上負責的政治設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基層官員很容易將老百姓的真實訴求忽略，很容易對老百姓的訴求產生“盲區”。這就導致了地方政府在推動基層治理變革上的短板。所以，照目前的情況，基層治理的新突破恐怕還要得到上面的關注和關照。
時代周報：你的意思是“對上負責”的政治設計在改革時，可以發揮它的優勢，比如呢？
于建嶸：比如搞縣級司法的“垂直領導”改革，如果中央和省級能夠在開始階段主導這一改革，省、市級收歸了縣級政府對於同級司法部門的財事權，那就比較容易啟動。還有就是縣級一把手異地為官的制度，在目前的情況下，交通和信息都已經高度發達，不像古代那樣通訊不暢，監督不便。所以這種古老的制度設計已經失去了它的效能，但反過來這樣的設計很容易造成官員對所在地的“敷衍了事”，沒有能夠充分發揮本地政治精英的作用。這樣的改革都必須由上面主導，而且，基層的改革也可以得到較為平穩的過渡。
時代周報：最後一個問題，你似乎對新媒體技術推動我們社會走向良性發展情有獨鐘，可以談談新媒體技術在幫助基層治理突破現有困境可能起到的作用嗎？
于建嶸：新媒體的出現確實讓人覺得重拾希望。我之前有過一個觀點，就是說複印機、手機，以及現在的網絡出現後，已經改變了底層老百姓維權的手段，所以我說新媒體技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在新媒體得到普及的情況下，公民社會很可能會從中產生。特別是掌握了新技術手段的這些人，往往更具有公民精神，這些人奠定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誕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