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觀察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匯率走勢，就會發現並不存在單邊匯率波動情況，實際情況是匯率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經濟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而雙向波動，尤其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在過去兩年時間裡既有大起也有大落。
如果理解了“匯率戰”產生的根本原因，則各國對匯率糾紛的現實應更多抱以“同情的理解”，無論是美國的低利率政策，中國的漸進匯率改革，還是日本的直接干預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出於各自經濟環境考慮的“不得不為”。但由於經濟全球化，一國內部政策的外溢效應越來越大，因此在主要經濟體之間出現宏觀政策的差異、博弈、糾紛乃至妥協，均是勢所必然。
今天已經不可能再現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匯率大戰，其根本原因在於各方均已認識到全球經濟不存在零和遊戲，損人的結果必然不會是利己。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博弈和妥協應被視為積極而非消極詞彙。妥協並不意味著自身利益的損害，而是意味著對彼此既得利益抱有“同情的理解”，以及通過犧牲局部利益從而獲得全局利益的意願。
從這個意義上說，要真正解決“匯率戰”不可能採取頭痛醫頭的做法，不可能僅從匯率本身切入來“消滅”它，而只能通過協商和妥協來增強理解和合作，避免誤判和糾紛升級，待全球經濟的復甦勢頭完全確立，各國復甦步調趨於協調之後，“匯率戰”的風險或自然消弭於無形。
因此，慶州會議的共識頗具積極意義，G20成員藉此表達了避免因形勢誤判而導致糾紛升級、各自國內政策應有所收斂的意願，這為全球經濟的持續復甦創造了必要的彈性空間。如此說來，雖然可以預見未來匯率糾紛可能因經濟復甦形勢的複雜而加劇，但倘若各國可以秉承慶州會議的意願，則可以說“匯率戰”最糟糕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