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美關係論性質難以簡單“定位”，各種“夥伴”的稱謂是其複雜性的一種反映。中美關係既不能簡單地說是“朋友”，也不能簡單地說是“敵人”，所以曾有“非敵非友”的說法。後來又有“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應對共同挑戰的戰略夥伴關係”等稱謂，還有什麼“利益攸關方” 、“中美國”（Chimerica）和“G2”（兩國集團）等概念。概念和說法的多樣性正是中美關係複雜性的客觀反映。說法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個——“夥伴”。“夥伴”二字妙就妙在它反映的是“中性”關係：既有“合作”，也有“競爭”，既是“朋友”，也是“對手”。當然，既不僅僅是“朋友”，也不僅僅是“對手”，等等。這些概念和說法的出現，首先出於兩國關係的實際需要——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需要考慮怎麼看待和對待對方的問題，而“夥伴”二字恰好適應了這一需要。近有學者說這是為“好聽”，筆者不敢苟同，改用“假朋友”的稱謂也難概括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是中美關係複雜性決定的，並且是這種複雜性的表現，而絕不是什麼“假朋友”關係。
第三，中美關係結構的複雜性，關係的廣泛性既擴大了合作領域，也增加了發生矛盾和摩擦的機會。最明顯的是中美兩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不同，要建立“戰略互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鄧小平1989年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曾提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此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客觀事實，縮小了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差距”，這反映在佐立克的一次講演中。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中說：“中國不同於過去的蘇聯”，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他說:“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繫。”佐利克當時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是“利益攸關方”，他用這個概念來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新變化，從理論上說明了美中關係的基礎是戰略上的“共同利益”。後來這一概念被美國主流社會廣泛接受，中美關係算是找到了較穩定的認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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