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比較中美匯率國家觀上的差別，一個重要的特征是，我國行業協會關於匯率問題的觀點沒有正常的收集渠道，雖然他們有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形成國際博弈中可資依賴的企業家群觀點資源。這是中美匯率問題中國國家觀上的一個重要來源缺失。中美匯率問題的博弈需要行業協會企業的意願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充分表達。
中國中美匯率問題國家觀的正當性及在方法論視野上的可改進途徑總結起來，中美匯率問題中國觀另外一個特點是，學界承認存在匯率低估問題，政府主導觀點基本上不承認存在匯率低估的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又答應將會根據自身經濟問題，擇時擇機處理匯率問題。顯然，中國政學兩界還沒有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將自己的力量整合起來與美國在國家層面上博弈國家利益的得失。
中國政學兩界的觀點雖然整合力度不夠，但相對於美國匯率國家觀的絕對狹隘性來說，其捍衛自己經濟發展的正當性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我們前述文章中叙述的薩米爾森觀點的意義上是這樣。中國中美匯率問題國家觀的正當性有下面幾點。第一，中國政學兩界關於匯率估值問題上的傾向性差異——學界多認為存在低估，政界多認為不存在低估——表明，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問題的觀點是荒謬的。如果操縱的話，為什麼學界和政界的觀點不統一起來。對照起來，美國政學商等部門領軍人物眾口鑠金式的統一口徑認為人民幣低估的“合謀性”嫌疑卻很高。第二，中國應該在保護自己增長、就業和社會穩定的意義上按照一線實際來改進匯率機制形成過程。相對而言，在不顧及對方利益條件下的零和博弈要求，怎麼能服人呢？第三，中國的匯率觀點把匯率定義在經濟和制度改進領域，美國立法部門不斷聲稱中國存在匯率操縱的雜音，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和美國將貿易的限制敏感技術給中國出口一樣，冷戰思維的過時性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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