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同樣如此。一套在國內售價3萬元人民幣左右的Armani西服，在美國1000多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元）就能買到。
再以電子產品為例，一部在廣東深圳組裝的IPAD，以16G的WIFI為例，面市之初在美國的報價是499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300元），香港報價為3888港幣（折合人民幣約3300元），而在美國上市約一年後，IPAD行貨終於登陸中國大陸，但其16G版售價為3988元人民幣。
如果再考慮國內外的收入差距，兩者之間的價差則更加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0年4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78美元，世界排名100位，而美國則以46381美元排名第九，約為中國的13倍。也就是說，同樣以購買IPAD為例，國人要比美國人多付約兩成的錢，而收入只是人家的1／13！
這種現象甚至讓美國人自己都覺得“過意”不去。美國《洛杉磯時報》今年就發表了題為《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中國往往比西方貴》的文章，裡面提到：“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這真可謂一樁怪事。中國以替西方消費者生產廉價產品而聞名，但在本國卻不總是如此。”
出口導向政策重生產而輕消費
代工一台在美國售價為499美元的iPhone，代工企業獲得大約4美元。貧困中國為發達國家提供補助，維持著他們的高消費
很多國人對這種國外品牌產品存在的巨大價差已經習以為常，但從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來看，這種現象是否合理，這裡面有沒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反思甚至加以改變的地方？為此，記者就此現象展開了調查。
從這些“中國製造”商品的“旅行”軌跡來看，出現這種價格差並不奇怪。近年來中國逐漸成為世界製造基地，許多國際品牌都已在國內設點生產，珠三角更是重要的出口基地。從傳統的服裝紡織製造，到芯片電腦的裝配，這些世界知名的品牌，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在國內生產，之後轉運到第三地譬如到香港一日游後再進口到國內銷售，只是進來後往往就身價倍增。
這一現象背後也能看到我國長期以來出口導向政策的推手作用，即生產是為了出口，而不是為消費服務。如我國推行出口退稅政策，本意是為了讓企業更好地做強做大，提高國際競爭力。但是這些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很多外貿出口企業的利潤一再被擠壓，甚至不少製造企業都是不賺錢甚至貼錢在接訂單，而出口退稅部分就成了他們賺取微薄利潤甚至補回虧損的重要組成部分。以iPhone為例，代工一台在美國售價為499美元的iPhone，代工企業獲得大約4美元，其中還包括工人的工資和攤銷固定資產投入等。出口退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依然貧困的中國，為歐美發達國家提供補助，維持著他們的高消費水平。
那麼，“中國製造”的國際品牌產品國內比國外貴，進口關稅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嗎？按照WTO的規則，中國入世後關稅在逐年下降，究竟關稅下降的實惠有沒有真正到百姓手中？我國著名WTO法律專家、北京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江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關稅傳導到消費品終端價格的影響並不明顯，中國關稅的整體水平從加入世貿組織前的14.7%下調到今年的9.8%，下調了5個點的稅率。中國的進口稅率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已經處於較低的水平。他認為，國內目前很多“中國製造”的國際品牌價格偏高，最重要的原因仍然在於國內消費市場本身。
流通高費用致“羊毛出在羊身上”
進口產品進入流通環節要收取17%的增值稅，出口產品還享受退稅等各種優惠，從出口到進口同一產品“繞個圈”價格猛增
當進口產品進入流通環節後，增值部分則要收取17%的增值稅。另外，國內流通環節的中間費用過高已經不是一個新聞，國內零售商已經習慣於向供貨商收取名目繁多的進店費、上架費、節慶費等通路費用，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費用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標價上並由消費者來“買單”。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國人的崇洋媚外消費思路，也助長了一些洋貨一入中國就身價百倍甚至國貨爭當“假洋鬼子”的現象。有專家提到，很多外國公司是有意在中國提價，從而提升產品的地位，贏得中國消費者的青睞。像LEVIS牛仔褲、哈根達斯冰淇淋等，在國內一般在高檔商場或以專賣店形式亮相，價格都高高在上，而這些產品在國外都屬於大眾品牌。這一點在廣交會上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現，本報記者曾在廣州一高檔商場見過一款打著進口產品的瓷器，價格上萬，而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在廣交會上的出口報價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製造”的產品國內定價高於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這些國際品牌牢牢掌握著價格的話語權和定價權，而我們的自有品牌產品仍未形成與之相抗衡的力量。
擴大內需是我國長期的戰略決策，如何讓廣大消費者能以合理的價格享受到高質量的產品，在國內同樣樂購易購，這是當前內需市場必須正視的一個話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