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引述唐英年的相關發言部分，他說：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在這個情況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
“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
“不論用甚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第四點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
“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這裡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
“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
“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