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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大於競爭，中美“新冷戰”可能性不大。 |
（四）“前沿部署外交”是競爭為主防範為輔的一種外交戰略。
“前沿部署外交”是競爭主導型外交。首先是對亞洲多邊事務話語權的爭奪。希拉里稱，亞洲任何一個機制，如果它“討論重大的安全、政治和經濟議題，並涉及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將謀求談判桌前的一席之地。”為此，美國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已舉辦兩次美國-東盟領導人會議（10+1），已正式加入東盟地區論壇和東亞峰會兩大區域機制。其次，建立針對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競爭機制。美國認為以“10+x”方式推進的亞洲一體化進程，尤其是以“10+3”為框架的貿易一體化機制具有排斥美國的傾向。為此，奧巴馬政府極力推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擴大，使之與亞洲國家自主的一體化進程形成競爭格局。美國的盤算是，如果亞洲自主的一體化進程能夠持續走向成功，TPP可以與之形成競爭態勢，從而降低美國貿易利益可能遭受的損失；如果亞洲自主的一體化進程不夠順利或成功，那麼亞洲國家就會把主要精力轉向TPP，美國藉此可以掌控亞洲一體化進程的主導權。再次，重樹價值觀與民主外交，把“模式競爭”推向亞太競爭的前台。希拉里稱，美國價值觀的“說服力”（persuasivepower）是超過美國軍事力量和經濟規模的最為寶貴的財富，為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所珍視。奧巴馬在印度議會演說中稱讚印度，沒有受“發展必須以犧牲自由為代價這種錯誤觀念的干擾”。他在印尼大學演講時先是批評了“民主妨礙經濟發展”、“以人權換取國家實力是一條更容易的發展捷徑”等觀念，接著更明確聲稱，自由與繁榮相輔相成，“沒有自由的繁榮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而已”。這些言論一方面是對“美國模式”在金融危機過程中受到的質疑做出回應，更重要的是要在後危機時代，把“發展模式競爭”推向亞太競爭的前台，擴大美國在亞洲的軟實力影響。最後，美國並不放鬆軍事上的防範措施。美國在加強與亞洲盟國關係的同時，繼續擴大以三條“島鏈”為重點的亞太軍事部署，三艘“俄亥俄”級核潛艇今年同時進駐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軍事基地，目的是彰顯美國在亞洲維護絕對軍事優勢的決心和對亞洲安全事務上的主導權。
“前沿部署外交”格局下的中美關係
（一）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
“前沿部署外交”是一種劃線外交，也就是對潛在的競爭對手進行相對清晰的界定。在美國看來，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最重要的代表，它的持續崛起不僅影響著世界的未來走向，更是對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一種考驗。中美兩國政治體制及意識形態不同，兩國在地區及全球問題上雖有共同利益但矛盾分歧同樣很大，而且隨著中國持續崛起，兩國關係發展日益受到“零和思維”和“遏制思維”的干擾和制約，因此希拉里認為中美關係複雜且具有重大影響，兩國關係滑向戰略競爭的可能性極大，因而是需要努力加以“校正”的一對關係。由此可見，中國在美國的夥伴關係序列中不過是一個戰略上具有不確定性、戰術上具有搖擺性的工作和共事夥伴，可用“不確定的功能性夥伴”和“潛在的戰略競爭者”兩種身份加以概括和描述，因而是一個既需要接觸又需要加以防範的“特殊物件”。
（二）中美關係的競爭性一面凸顯。
“前沿部署外交”本質上仍是一種守成戰略，美國無法阻擋中國崛起，但試圖通過競爭維護其對華優勢地位。因此，在“前沿部署外交”框架下，競爭將成為美國處理對華關係的基本出發點，主要涉及競爭力競爭和影響力競爭，前者主要表現為“美國模式”的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後者主要表現為整合國際資源的號召力。一年來，中美關係在雙邊及多邊領域的競爭都明顯加強。2010年初，奧巴馬政府通過啟動對台軍售、會見達賴、炒作網路自由等手段，此後兩國又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了持續博弈。美國還利用天安號事件、釣魚島事件以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不斷拉近美、日、韓關係，挑動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集體向中國發難。可以說，美國從雙邊到多邊欲與中國一比高下的陣勢已經拉開。
（三）中美之間新冷戰的可能性不大。
儘管中美關係競爭面凸顯，但雙方在競爭的限度方面應當說存在一定的戰略共識，即雙方都儘量避免或盡可能減少觸碰對方的戰略底線。就美國而言，這意味著接受中國和平崛起並讓中國體會到美國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而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並讓美國體會到中國不挑戰其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前沿部署外交”具有咄咄逼人的進取性一面，但本質上它仍是一種守成戰略。其根本目標是修復或鞏固美國自二戰以來在亞太地區確立的優勢地位，首要任務是維持亞洲秩序的現狀，主要手段是向盟國及夥伴國轉嫁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義務。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基於歷史、現實與未來的一個根本戰略選擇。因此，中美兩國並不必然發生戰略碰撞。
即雙方都儘量避免或盡可能減少觸碰對方的戰略底線。就美國而言，表面看來，其“前沿部署外交”具有咄咄逼人的進取性一面，但本質上它仍是一種守成戰略。其根本目標是修復或鞏固美國自二戰以來在亞太地區確立的優勢地位，首要任務是維持亞洲秩序的現狀，主要手段是向盟國及夥伴國轉嫁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義務。而對中國而言，和平發展，決不稱霸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基於歷史、現實與未來的一個根本戰略選擇。就此而言，中美兩國並不必然發生戰略碰撞。
另一方面，中美競爭並不排斥兩國繼續開展功能性合作。美國在地區安全、防擴散、反恐、全球治理、金融改革、氣候變化等一系列領域都面臨著挑戰，而中美協調與合作對於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往往都具有關鍵性意義，因此，美國不可能在亞洲製造一場類似冷戰時代的分裂與對抗。
冷戰時代，美蘇兩國主要通過“膽小鬼遊戲”相互碰撞戰略底線以形成戰略默契，其中潛藏著爆發正面衝突與碰撞的極大風險。“前沿部署外交”雖然也是進行區分遠近疏密的劃線外交，但它不是隔絕兩個世界的“鐵幕”，不排斥機制性的協調與合作。
一年來儘管中美關係震盪起伏，但中美之間的溝通與協調仍然引人注目。截至2010年11月G20首爾會議，“胡奧會”已舉辦七次，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還對美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除首腦峰會，美國還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60多個機制性安排與中國保持接觸；美中高官的非正式磋商與會晤近乎成為常態，如美國財長蓋特納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的青島會晤以及國務卿希拉里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的海南島會晤。顯然，溝通與協調是中美兩國凝聚戰略共識的主要管道，這與冷戰時期的美蘇互動模式具有明顯的區別。
總之，美國“前沿部署外交”把對華競爭置於突出地位，但其重心仍是經濟競爭、多邊競爭和軟實力競爭，軍事上的對華圍堵和防範成分顯然存在，但在其亞太戰略及對華戰略中並非主要方面。不過，該戰略的潛在風險是，由於中美戰略互信不足，正常的國家間競爭可能會滑向戰略競爭甚至戰略較量。因此，就美國方面而言，應放棄“國強必霸”的邏輯，在包容、接受並適應中國崛起的基礎上，同中國進行競爭力和影響力競爭。中國方面亦須看到，競爭並不必然表現為對抗，不能一提到中美競爭就立刻上升到中美戰略較量甚至戰略攤牌；合作也不意味著步調一致，不能一提中美合作就上升到G-2構想和“中美共治”。競爭與合作並存並交替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流將是未來較長時期內中美關係發展的一種常態，將其中任何一面的極端化都會偏離中美關係發展的複雜現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2月號，總第1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