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7日電／南方都市報刊登署名秋風的北京學者的文章指出，晚清中國人受西方刺激，形成構建現代國家的意願。在19世紀最後幾年，康有為第一個系統地形成了現代建國方案——— 現在看來，這是最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國人也曾在構建民主政體與保持固有傳統之間努力保持平衡。
全文如下：
最近寫了篇《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期），呈現了一幅與今日之常識大為不同的孔子形象：孔子確為中國文明之聖人。不出所料，這一結論引起的回應主要是嘲笑和抨擊。老友鄢烈山也撰文《對孔子要行中庸之道》，提醒我“矯枉則不必過正”。
不論在孔子還是在亞里士多德那裡，中庸、中道都是最高的實踐智慧。但最近幾年所寫的有關儒家的文章，確實不乏火氣。個中緣由，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晚清中國人受西方刺激，形成構建現代國家的意願。在19世紀最後幾年，康有為第一個系統地形成了現代建國方案——— 現在看來，這是最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國人也曾在構建民主政體與保持固有傳統之間努力保持平衡。
後來，“道術為天下裂”，上述相對平衡的努力被簡化為兩個口號：一曰追求國家富強，一曰追求個人自由。用上世紀80年代的話語說即救亡與啟蒙。
這兩個目標都沒有錯。人當然應生活在自由狀態，國家富強也是好事。但這兩個有時相互衝突的口號有一個通病，那就是極端化。它們都把摧毀傳統當成實現自身目標的前提。富強派追求物質性力量的強大，而傳統社會結構、文化觀念妨礙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所以必須摧毀之。啟蒙派的反傳統主義更是盡人皆知。這樣，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兩種觀念都認定：中國要現代化，就得摧毀傳統，包括儒家觀念、傳統宗教、社會結構，以至經濟結構、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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