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術界的朋友以“財務保守主義”（Financial Conservatism）形容香港的公共財政，說當時的殖民地主權國不會容許香港成為他們的財政包袱，但現時香港的稅收不用上繳中央，香港亦已發展成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既然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我們不妨大手用盡儲備，以博取掌聲，消弭政治壓力。這些人認為，萬一出現不測，財政陷入困難，大可向中央求助。但我不會同意這些人的建議，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對不負責任的說法，亦是一個目光短淺的說法。
事實上，保留財政儲備是一個務實的做法。我們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是我們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是應付公共財政在日常運作的需要。同時，充裕的儲備可以提供財政上的緩衝，遇有突發情況，政府可以迅速行動，推出針對性措施。自二００八年起推出的1,100億元刺激經濟措施就是一個例子。在九八年金融風暴期間，我們曾經動用超過兩千億元的外滙基金保衛港元，亦是一個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例子。
良好的營商環境是長遠經濟發展的保證，而借貸成本則是箇中因素之一。香港公司的融資成本，某程度上受到政府債券評級影響。最近，香港的信貸評級被國際評級機構提升至最高級別，他們其中一個重視的檢視因素，就是我們的財政儲備是否足以支付可能出現的赤字。當香港的信貸評級獲肯定，香港公司的融資息率亦可以保持在一個較低水平，這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相當重要。最近，日本的信貸評級被降低，亦是因為出現了長期的財政問題，而低水平的財政儲備及持續的赤字都是重要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００六年底曾經作出分析，認為香港的理想財政儲備水平，應該維持在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間，以應付收入波動。由於人口老化會對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造成壓力，財政儲備更是重要的依靠，預計到二０三０年，我們額外需要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的儲備，來應付這方面的挑戰。
我們的財政儲備在本地金融穩定、對外金融和公共財政發揮多方面的功能。評級機構惠譽提到，在政府的中期預測中，以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計算的財政儲備輕微下跌，如情況持續，香港的主權評級有被下調的壓力。長遠來說，我認為充足的財政儲備應包括能夠提供足夠資源，應付日常需要，同時可以應付因經濟周期回落、突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帶來的財政壓力。
我在首份財政預算案曾經闡述公共理財原則。我會奉行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在制訂預算案時，我會堅守社會承擔、可持續性和務實三個信念。我們須要善用儲備，在經濟好景時，我們與市民一起分享經濟成果。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會採取反周期策略，但復蘇初期，我們應鞏固發展根基，同時關顧一時未能跟上的市民。雖然現時香港經濟復蘇，但我認為，在處理公共財政時，應具有一定的危機感，隨著環球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明顯，我們更須要居安思危，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