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時開始，對內監控成為美國信息安全戰略中一個灰色敏感區域。
必須說明，即使在美國政府決策層內，受分權制衡原則、自由主義傳統以及憲法第一修正案等因素的牽制，決策者在此問題上一貫謹慎：檔案顯示，福特總統在1976年就不顧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中情局局長喬治.布什的反對，推動了上文提及的旨在限制政府監聽公民權利的《1978年對外情報監控法》完成立法程序。在具體的行動實施過程中，以聯邦調查局為例，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逐漸發展完善了一套能夠對電話（龍系統）以及後來的電子郵件與網絡瀏覽（食肉動物系統）進行監控的系統，但其運用仍受到嚴格的限制。首先是必須取得特定法庭的監聽許可，即先要用非監聽途徑證明某個美國公民具有被監聽的必要，然後才能實施監控；其次是始終處於嚴格保密狀態，避免媒體的關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前，“食肉動物”系統的存在和運作被曝光，全美輿論一片嘩然，國會準備進行聽證，並試圖對其進行控制。
從“監控”到“塑造”——欲爭信息空間主導權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直到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美國國內政治氛圍轉變了對監控的態度，蓋洛普民意調查結果也顯示民眾至少在最初的4年間（2001-2005）願意為了“安全”犧牲一定程度的“自由”，接受政府監控：以聯邦調查局的“食肉動物”監控系統合法化、制定通過《愛國者法案》、修改《1978年對外情報法》等為標誌,美國政府開始將“控制”全球範圍信息流動作為其國家信息戰略的重點。
奧巴馬政府上台至今,以成立“網絡司令部”、五角大樓與國土安全部合作以及美國國務院設立21世紀治國方略等為標誌,“控制”全球範圍信息流動被更具攻擊性的“塑造”所取代,並在摩爾多瓦、伊朗等地初步實踐,在中國大陸,則經由“谷歌撤離中國大陸”、支持內部持不同政見者等事件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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