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東京都文京區男女平等中心、神奈川縣立女性中心、橫濱女性論壇等機構了解到，那些到婚姻暴力咨詢機構尋求幫助的受害婦女，大多是遭遇精神暴力的。而且這些女性年齡跨度很大，從20多歲到中年女性都有。一名20多歲的年輕妻子控訴丈夫動輒就用很惡毒的語言辱罵、斥責自己，“你這個沒用的東西”、“笨蛋”等語言暴力令她喪失自信。一名30多歲的婦女控訴丈夫不許她與外界聯繫，在她外出的時候經常打手機追問“你在哪兒”，對她進行監控。如果她沒有按照規定的時間回家，丈夫就疑神疑鬼地問“你是不是跟人約會了”、“是不是有外遇了”。一名中年婦女說丈夫不允許她離開家，甚至不許她去孩子的學校，也不許帶孩子上公園，令她苦不堪言。一名專職主婦說，因為她沒有收入，丈夫把持著家庭財權，煤氣、電、水費等日常生活開銷都要實報實銷，一分錢零花錢都不給她。有的婦女抱怨丈夫經常長時間數落自己的“缺點”，甚至數落娘家的種種不是。有調查表明，一些人因此而患上抑鬱症。
認識的改變使問題浮出水面
近年來，日本的婚姻暴力問題從潛在化走向明顯化。一是到“配偶間暴力咨詢援助中心”投訴或咨詢的人數年年增加；二是由司法認定為婚姻暴力案件的數量與尋求臨時保護的受害婦女人數有所增長；三是對婚姻暴力受害者發出保護命令的件數也有所增長。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對婦女權利的重視與國際社會的一系列運動分不開。第三次和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世界人權大會都將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消除婚姻暴力作為議題之一。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相關法案、制度和對策也相繼出台，日本婦女的人權意識逐漸得到普及和提高。她們認識到，婚姻暴力不僅是家庭問題，還是與人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問題。隨著對婚姻暴力認識的加深，人們逐漸認識到，限制妻子與朋友交往、長期不與妻子說話、長期拒絕與妻子過性生活、恥笑妻子的缺陷弱點等精神層面的暴力也是婚姻暴力。因此，越來越多的婦女在遭受精神暴力後不再一味隱瞞，而是鼓起勇氣到政府相關機構和當地女性中心的咨詢部門講出自己的遭遇，尋求心理幫助和法律保護。
其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家庭發生了劇烈變化，表現在家庭規模縮小、家庭關係不穩定、夫妻關係緊張、離婚率增高等。家庭規模縮小體現在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數量的增長。在這樣的小家庭中，夫妻出現矛盾後往往缺少長輩出面調解和化解矛盾，時間一長矛盾會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婚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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