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他們是不信神的共黨”。我剛到美國時聽人說，美國基督徒教育他們的後代，要以博大的胸襟關愛世人，但是不要幫助Communists（共產者）。我不理解，問學校一位歷史教授，為什麼很多美國人如此敵視中國？“你聽說過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黨）這句話嗎？”他說，從兜裡掏出幾枚硬幣。“你再看看這些。”硬幣上鑄刻著“In God We Trust（我們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幣和紙幣上都有這句話，據說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現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說。
1949年以來的大多數時期，美國民意對中國充滿敵意。民調顯示，1954年，只有7%的美國人支持中國的聯合國席位，而到1970年也只有51%。1967年，當被問到中國和蘇聯哪一個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是中國。1971年，認為最大威脅是中國的仍有50%，認為是蘇聯的30%。
這種負面立場是美國現實主義傳統和歷史事件的結果。美國資深新聞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歷史地看，美國人的中國觀為意識形態所驅使。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中國人是我們的摯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戶！不，他們是不信神的共黨。”概括地說，美國人負面的中國觀基於三個主要原因：對共產主義世界的敵視、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對台灣的支持。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在分析中蘇關係後推論，中國和蘇聯儘管意識形態相同，最終必將分道揚鑣。美國只有放棄蔣介石，承認中共政權，才能有效利用中蘇矛盾，對蘇聯加以遏制。杜魯門政府明確表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將不再支持蔣介石。然而，就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警覺地意識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鮮一旦勝利，將導致“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在亞洲的力量對比傾向蘇聯。美國如不採取軍事行動，必將助長蘇聯進一步擴張的野心。美國隨即調整了遏制政策，將遏制蘇聯的目標擴大為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
1972年春天，地緣政治將意識形態“邊緣化”，改寫了中美關係的歷史。為了制衡蘇聯，同時緩解越戰的壓力，尼克松政府對北京實行“緩和”政策。接下來的20年，中美關係得到相對積極的發展，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熱情逐漸升溫。民調顯示，到1980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超過了對蘇聯。1989年的政治風波再次改寫了中美關係史，中國的人權問題成為美國第一熱點話題。從此，人權問題長期地，提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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