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謝謝。
俄通－塔斯社記者：總理您好。我在中國工作已經18年了，我非常喜歡中國，也習慣了在中國的生活。但是最近發現物價變貴了，請問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俄羅斯的媒體都稱讚中國政府採取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措施。他們說這些措施讓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機影響較小，您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謝謝。
溫家寶：你的問題重點在第二問，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問。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中國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很大，如果我們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當時國際貿易下降26%，而中國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羅的海指數一度跌到零。
我到深圳集裝箱廠去考察，連一個集裝箱的訂單都沒有。我們最低的GDP跌幅達到3.8%，不少企業停業，大批農民工返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施了包括四個方面內容的一攬子計劃。這就是：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和結構性的減稅，使企業恢復活力；大範圍地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使民生繼續穩定和改善；大力度地推進科技支撐，使經濟充滿後勁；同時大強度地推進企業的結構調整，特別是發展新興戰略產業。
所有這些都不是單一的解決眼前的問題，而是著眼於長遠的發展方向。
我們實施4萬億的投資，關於投資比例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詳細闡述了。你問的問題的要害就是所謂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衝擊小。我跟你講，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經過這樣的努力，使中國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從而避免經濟建設遭受重大的挫折。這一點是舉世公認的。
至於通貨膨脹，我方才已經多次講過，這次通貨膨脹是國際範圍內的，在新興國家，CPI都達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經分析了，我們注意在抑制通貨膨脹中，要管好貨幣。也就是說要減少貨幣的流動性，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的基礎。謝謝你。
李肇星：時間已經超過中午12點，為了讓更多的記者朋友有機會提問，經請示總理，我們記者招待的時間再延長十來分鐘。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我們想請問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問題。我們留意到中國的知識界對於“十二五”規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為中國的未來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國有一句話叫知易行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概念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一直提到今天，請問溫總理，您認為“十二五”規劃要得到真正地實施，真正地貫徹落實，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溫家寶：你提到轉變發展方式知易行難，最難難在什麼地方？我以為難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念；一是創新機制和幹部考核的標準。
所謂創新機制，其實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
我一直強調，中國的振興不單在經濟總量，而根本在人才和科技進步，並且要建立和完善鼓勵科技進步、人才成長的機制。
通過改革促進產學研的結合，我以為有兩個數字比GDP更為重要，一是教育經費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一是研發經費占生產的比重。這兩條就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創新力量，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發展因素。
所謂觀念，就是要徹底轉變唯GDP的觀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地增加經濟總量，但是這種總量的增加是不能以過度地消耗資源、能源和污染環境為代價。那樣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會給我們子孫後代造成影響。
與它相關的就是幹部政績的考核。我以為對幹部政績的考核，最重要的不僅要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而且要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社會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公平正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徹底從根本上解決這兩條，我們現在制定的計劃也是難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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