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利比亞，這些問題很快將從政策制定者的桌上擺到了歷史學家的桌上。這個躊躇的時刻很快就會因禁飛區的實施而成為歷史，利比亞的平民可以因禁飛區的實踐而從卡扎菲的空軍手里奪來不少保護。當經濟學人出刊之時，聯合國安理會正在就禁飛區做最後討論，而卡扎菲的部隊正在挺進班加西。但是如果卡扎菲到達了班加西，要想從血腥且曠日持久的戰爭中獲得庇護，那裡的人民需要的又將遠不止空中掩護。
民主人士明智地在那些想用武力奪取世界權力者的道路上設置了障礙，無論這些人的動機有多麼高尚。苦澀的伊拉克經驗告訴人們，解放者的身份能多麼迅速的轉變為壓迫者。西方軍隊發現，一旦捲入戰爭，他們需要自己收拾自己留下的爛攤子，你不能與你想善待的人們為敵。
同時，民主人士在他們的理念是否正確這個問題上退縮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之後，國際社會決定有義務阻止類似的大規模屠殺，對科索沃、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的干預都昭示了一個事實，外部勢力可以幫助扭轉慘劇的發生。而阿拉伯覺醒又關乎人性尊嚴和普通人的權利，這些價值正是西方世界賴以生存並且致力於推進的。對於西方而言，漠視利比亞抵抗者、縱容自己盟友對巴林示威者開火，這都被判了自己的價值觀。
直面干預和迴避這相互矛盾的兩者，西方世界在兩點上都沒有什麼建樹。甚至正值阿盟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共同呼籲對卡扎菲進行國際制裁之時，利比亞的變節城市就在西方世界的躊躇之中淪陷了。歐洲在此問題上陷入了混亂，法國和英國支持禁飛區，但是德國卻對來自利比亞的疾呼充耳不聞，僅看到風險與困境。在美國，巴拉克.奧巴馬表達了譴責暴力和高壓的意願，但是刻意地迴避了實踐性的措施，表明了這個超級大國軟弱的立場。
那些希望美國會處於好意出兵的人們要失望了。但是，那些拒絕喬治.布什用血腥追求民主的人們，同時應該仔細考慮如何才能獲得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