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居民收入增長的乏力，也有學者看到問題的另一面。中國人民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泰岩剛剛結束對東部沿海多個企業的調研。不久前他在溫州體育館的一個招聘會上，發現700多個招工企業、900多個攤位，兩天卻只招到12個人。
直接的原因是企業給出的工資無法滿足工人需求，但再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原材料、人力成本上升，企業無力負擔，寧願關門；或者進口新設備，提升技術，而不願多雇人。
黃直言，這對於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更加不利。
收入症結在於體制改革
如果政府還是對資源形成過多的干預和控制，居民收入就很難提高。對於解決辦法，不同學者所建議的著力點不同。
黃泰岩寄希望於再分配，“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通過轉移支付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大的保障，進行財政體制改革和財政支出結構的轉化、優化，下一步很迫切。”
這一點，魏傑等學者也表示同意。魏直言，目前我們用於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和社保三項重要支出占比還太少，“在英美國家，這三項支出一般占到總財政支出的60%以上，而我們是27%。”
這個數據，和官方披露的“2／3”的比重並不相同，魏介紹，從嚴格的經濟學意義上看，民生投入就要以上述三項支出為重，要剔除高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十二五“期間，我們能調到45%就沒問題了，這樣既能突破拉美國家出現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又能解決實際問題，但要增加將近20%，很難。我算了一下，哪個地方的支出都壓不下去。” 魏傑說。
回到症結，學者一致呼籲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打破體制性障礙。
魏傑介紹， “十二五”中講轉變增長方式時提到四條，即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從投資增長型轉為消費型；從成本增長方式轉變為技術創新增長方式；從粗放式的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式的增長方式。
“但實際上，還有根本的一點，應該從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轉為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增長方式；如果政府還是對資源形成過多的干預和控制，居民收入就很難提高。” 魏傑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