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的改良型國家體制（又稱1955年體制）確立後，為適應經濟高速增長，日本政府實現了從煤炭到石油的能源消費和供應結構，為之配套改進了外匯管理等政策。在1960年代，日本人就意識到能源供應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強調本國石油精煉業對國際石油資本的獨立性，以國家之力，成立石油開發公團，加大進口能源供應地的分散化和海外原油的自主開發率。此階段，日本也開始部署取信於美國、引進和平利用開發核能的相關技術和設備。
經濟的超快發展，重新奠定了日本重化工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也造成嚴峻的能源環境問題；而1970年代兩次爆發的石油危機，更凸顯了嚴重依賴外部供應的能源政策的被動和危險。日本為之同時開啟了能源政策兩方面的轉型，一是告別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模式，努力實現“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三者協調的發展目標；二是提高對外部問題造成能源危機的應急管理能力。《戰後日本能源政策》一書將這個階段日本能源危機管理切分為三個層面的目標：能源量的確保、能源價格的合理、國民心理的穩定，並有效配備了政府對外能源合作政策、節能政策、石油替代政策、石油儲備政策，推動日本本土企業適應能源緊缺的背景實施轉型。
儘管1990年代至今，日本政局陷於前所未有的震蕩，但能源政策的推行及相關改革仍延續了既定的導向，這就使得日本的石油消費量和進口量逐年下降，其能源利用效率繼續大幅改善、能源自主開發比率不斷上升，在節能技術研究及應用等多方面成為其他多個國家的標杆。在國際原油價格頻繁波動的若干時期，能源匱乏的日本收到的直接衝擊，反而遠遠低於中國等國家——《戰後日本能源政策》一書為此解釋說，這是因為日本構建了較為成熟的能源安全平台，提高了抵禦各種能源風險的“免疫力”、“適應力”和“恢復力”，成功地吸收和轉化了能源風險。
此次地震+核危機暴露出了日本能源安全平台的重大隱患，但確切來說，這只是該國確定核電立國方略後，未能與其能源政策中對緊急情況的應對機制很好結合的一種局部體現。日本能源政策的經驗特別是著眼長遠、注重用技術創新及其應用來扭轉單一能源品種依賴的做法，仍然值得中國政企學各界學習借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