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經驗說明了，民主制度創新不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比如集選區制度。這曾引來很多批評，認為對反對黨不利。實際上，集選區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它有效解決了今天西方仍沒解決的種族衝突問題。比如強制性投票。西方認為強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但今天，西方一些國家投票率只有30%多，這意味著領導人是30%多的公民決定的。西方民主理論認為，公民素質是民主運行良好的前提條件。公民素質要經過長時間訓練。新加坡過去幾十年的強制性投票，就在慢慢培養起公民精神。
新加坡雖然是後發民主國家，但從民主演變路徑看，與發達國家的優質民主沒有大的差別，均以中產階層、公民社會和健全法治為支撑。新加坡權力集中并不是為個人，也不是為黨派，而是為整個國家服務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貢獻是把手中權力轉化成制度，而不是讓制度為權力服務。西方的優質民主，同樣在於所有政黨和人們都認同國家的基本制度，無論哪一個黨上台，都按這一套去做，這就使得一個社會是不斷進步和發展的。
民主是大家選出一個領導人，說到底就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新加坡部長議員每個星期都要定期跟選民見面，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長因事不能出來，就要委托另一個部長，不能讓秘書或下級出來。對部長和議員來說，保持與民衆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要面臨5年一次的考試——國會大選，你不為選民服務，選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沒有這個機制，跟選民見面，就容易變成作秀。執政黨切斷與社會的聯系，也是切斷了自我改進的機會，肯定導致危機。
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動黨是向社會開放的，所有的社會精英，無論在哪個領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動黨吸納進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動黨選拔人才也很嚴格。任何政黨都希望自己是一黨獨大，但關鍵是怎麼在合法框架內做得到。人民行動黨是開放的一黨獨大。
高薪養廉也是被很多人誤讀的新加坡經驗。新加坡的官員廉潔是靠很多機制保障的，高薪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新加坡實行官員高薪，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官員工資貨幣化，部長除了薪水，沒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開車，自己買房子。第二是以高薪從企業界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優質民主，與執政黨向社會開放的機制有關，也與理性的反對黨和社會有關。優質民主并非某個社會、某個政黨或某個人等單一因素決定，而是由很多因素決定，這些因素是可塑造的。（摘編自2011年第11期《南風窗》對作者的訪談，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