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邵寧在年初談到“加強央企海外投資監管”這一話題時，也同樣強調了這一問題“無論怎樣提高監督的有效性，首先責任主體必須明確，因為中央企業境外資產一般都是二級企業的資產，監督責任首先在集團公司。”
“有了明確的責任主體再加上嚴格的境外資產管理制度作為約束，央企海外投資之路勢必得到有效規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國資委人士這樣對記者評價道。但必須看到的是，由於我國企業“走出去”仍處於探索階段，境外資產投資暴露出的問題非常複雜，涉及文化、人才、甚至包括國有企業制度等方面，因此，央企真正“消化吸收”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也有學者對兩個辦法的出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未來兩個《辦法》的虧損認定不會以一時一地的盈虧為依據。”著名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談及上述兩項條例時表示，目前我國央企境外投資多以資源性收購為主，初期投資較大，且這與國家戰略密不可分，這種投資短期內難以得到回報，但是其控制的資源和礦山數量對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正如邵寧所說，目前我國央企境外投資有較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南美等地區，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如果出現動盪則虧損不可避免。華生表示，這種情況下發生的虧損很難界定是否是企業經營者的責任。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的存在，央企海外投資的虧損行為和虧損幅度變得難以衡量。”華生擔心，即使有管理辦法明文出台，那麼這種管理是否會如其他法律一樣具有可操作性；另外，如果監管變得非常嚴格，是否會使經營者更傾向於無為而治，這兩個問題值得考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