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成之後，出版社建議將書名改為《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新加坡華人占多數與一黨長期執政的特征，表現出與中國相近的國情。一般來說，華人重視家庭親情，也容易衍生裙帶關係；一黨長期執政則容易滋生驕傲，產生懈怠，腐敗現象也常常相與伴隨。但是，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卻能夠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被世人公認為很好地控制了貪污。這難免讓人們不由自主地追問：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
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這既是對獅城的叩問，也是對當下的拷問！
新加坡能，中國更能
今天，中國政府強調借鑒新加坡。但歷史上，行動黨曾經學習共產黨。為了趕走英國殖民統治者這一共同敵人，行動黨建黨之初黨內包含“非共”、“親共”兩派，卻又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分道揚鑣。前者多是英文教育出身，後者多是華文教育出身。“親共派”深受中國共產黨影響，只是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將共產黨定為非法組織，所以，他們沒有在組織上入黨，卻可說在思想上入了黨，並表現出與當年的共產黨員完全相同的行為和作風。李光耀是“非共派”，但他承認，在“應對共產黨人的過程中，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
“非共派”向“共產黨人”學到的最為重要的東西是清廉獻身精神和群眾路線。李光耀曾這樣描寫“親共派”領袖：“林清祥和方水雙整天東奔西跑，發表演說，同刻薄的雇主進行談判，晚上就在工會總部的桌子上睡覺。他們所過的斯巴達式的艱苦生活，對追隨者產生莫大的影響。大家競相模仿，互相激勵，以顯示同樣的自我克制精神。就連家境富有的年輕學生，雖然不是這個工會組織的核心分子，也願意跟林清祥、方水雙打成一片。有個巴士公司老板的兒子，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替他們當義務司機，用的是他家的汽車。這就是他對革命事業的貢獻。他為能跟這些革命幹部交往而自豪。”李光耀接著說：“他們穿著樸素，三餐在小販攤位解決，所得的薪水很少，因為他們向資方爭取到的一切都歸工人了。我可不知道他們挪用多少錢來供養更多的革命分子，但我卻沒看過他們私下拿過一分一毫，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上可以肯定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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