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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9日，在英國首都倫敦，新聞集團旗下英國通俗小報《世界新聞報》的員工離開辦公室。 |
像中世紀歡呼一個暴君的倒台一樣，整個世界都在歡呼《世界新聞報》的關閉和魯伯特•默多克的滑鐵盧。這好像是一場針對媒體暴政的狂歡。
英國人對於小報的憤怒由來已久。《世界新聞報》並不算是英國報業中特別出格的。《太陽報》長期以來對於王室、政客和明星有著不懈的熱情，早就成為眾矢之的。如果說《世界新聞報》在英國的報業中有著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麼就是它對於體育界的醜聞尤其專業—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因為它採用了竊聽的非法手段。
當然，對於小報—或者更加廣泛地說，對於媒體的憤怒是一個全球性的情緒或者話題。帕帕拉奇當然是一個貶義詞，而在中國不也有“防火防盜防記者”這樣極具本土特色的俚語嗎？美國人對於媒體的情緒也並不正面，像《人物》和《紐約郵報》這樣的媒體也經常在公眾的抨擊範圍之內。
不過，那些現在出來嚴厲指控《世界新聞報》或者其他媒體的各色人等，包括廣大的公眾在內，在這個事件中，也沒有資格把自己標榜得像天鵝一樣潔白無瑕。《世界新聞報》的墮落，公眾既是受益者，也是同謀者。每當報紙曝出一個醜聞的時候，他們都趨之若鶩，爭相搶購；而當曝出竊聽事件的時候，他們便開始義正詞嚴，道德完美。一邊肆意滿足窺陰癖，一邊譴責道德缺陷，這便是世界對於媒體的典型騎墻態度。
無論公眾對於媒體是如何地痛恨或喜愛，媒體事實上並沒有責任同公眾保持一致性。雖然因為其本質上的商業性質，媒體必須面對市場的需求，但媒體終極而言，是必須同公眾保持一定的距離的。因為媒體的目標和公眾所組成的社會的目標並不相同。就像美國偉大的新聞人李普曼曾經說過的那樣，“真相，惟有真相”，才是媒體的終極正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