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稱的經濟周期。
目前，美、英、日、歐普遍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階段。其主要特征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後的居民、企業和政府的債務較多。各部門的主要目標是減債（即去杠杆化），尤其是企業的首要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以盡快減少債務，改善資產負債表。所以，我們看到企業貸款需求不足和大量準備金存放於美英日歐央行的情況。而有限的信貸需求進一步壓低了利率。從羅斯福新政、“二戰”、朝鮮戰爭和IT泡沫破裂的歷史看，企業貸款需求不足和低利率的情況可能維持很長時間。
相反，目前中國不是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階段。其主要特征是資產價格仍然有上漲壓力，居民、企業、地方政府都有較大的貸款需求和擴張衝動。銀行準備金的增加不是由於貸款需求不足，而更多地是人民銀行為控制流動性和信貸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結果。
——不對稱的互動機制。
四家央行可通過寬鬆的政策控制自身風險，而且具有在全球範圍內推升通脹的潛力。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變化之一，是全球機構投資者加大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配置的比重。因此，即使美、英、日、歐的通脹率較低，但不對稱的政策和經濟周期，必然進一步增加全球資金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入規模、渠道和力度，從而推升中國的商品和資產通脹。更何況，一旦經濟復甦，銀行貸款意願增強，貨幣乘數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則蹲伏在美國銀行體系內的已經擴張兩倍的基礎貨幣會迅速使其貨幣供應量翻一倍，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加大通脹壓力。
相反，人民銀行一方面面臨繼續積累外匯儲備和增發的貨幣滯留國內並形成通脹壓力，另一方面被迫購買別國國債。這些在客觀上幫助四家央行維持低利率，並進一步稀釋人民銀行外匯資產的實際購買力。
——不對稱的後果。
短期看，四國的先天優勢和靈活政策有助於其防止通縮，促進資產價格回升，並有助於其防止利率和信貸風險及央行資產損失。人民銀行則面臨成為被動吸納由四家央行創造的貨幣的局面，從而可能導致以下結果：
第一，中國繼續面臨通脹壓力，不僅體現在價格（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上，而且體現在貨幣的直接輸入。雖然近年通過提高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回收的流動性規模不斷擴大，但仍有平均15%－20%的外匯占款沒有被收回。
第二，目前的不對稱會導致人民銀行控制通脹的空間趨小、央行資產損失和或有負債風險。由於占GDP比重高達67%，所以人民銀行的資產損失對GDP和或有負債的衝擊，要大於上述任何一家央行。
第三，外匯儲備資產主導的資產結構將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人民銀行維護金融穩定和控制通脹的平衡空間，因為人民銀行為維護金融穩定而買入其他資產時較難避免通脹。
從本質上說，四家央行和人民銀行的不對稱遊戲，反映的絕不是五家央行本身的問題，而是各國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和階段、經濟金融政策和現行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綜合反映。
中長期看，只有推進關鍵改革，中國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外匯儲備投向影響四國國債收益率和低利率的維持時間；減少積累外匯儲備將從源頭上減少受制於人的匯率風險和通脹風險；資本項目開放進程決定全球資金流向和全球資產價格。
總之，隨著政策工具的多樣性和靈活度的增加和各項關鍵改革的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金融市場繼續發展和深化，參與制定國際金融遊戲規則能力的增強，中國能夠扭轉上述不對稱遊戲中的被動局面。(來源：鳳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