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三公數字公開之後，縱向、橫向分析的任務就交給學者、記者、網民了。這樣才能體現納稅人有繳稅義務外，還有監督稅款使用的權力。筆者相信：各級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如果能把三公問題處理好，做好其他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再次，要建設法規。希望通過今年第一次三公公開，能完善制度與法規，最終以法規制度來約束公務人員的三公消費。
一是三公公開要由國務院要求走向法律約束。既然已經可以從各部門預算中抓取三公數據，財政部編一個三公預決算表即可。據筆者分析，舊預算法沒有授權財政部公開部門預算和三公數字，財政部只能公布全國的預決算數字。因此，預算法修改應增加部門預算與三公公開的內容，實現從制度要求走向法律約束。除了預算法的基本規定之外，國務院還應制定部門預算暨三公公開管理辦法。
二是三公公開是對部門預算公開的補充。從香港部門預算公開情況來看，由於部門預算公布到類款項目四級，我們可以很容易從中了解到一些三公數據，沒有必要再為之專門公開。相比之下，內地城市部門預算的特點是“含糊”和“膚淺”。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部分北京市機關公布了部門預算，比如人力社保局機關車輛更新127萬元，就看得很清楚。據媒體報道，這竟然是北京首次公布買車的數據。而既然部門預算不清晰，就必須專門從部門預算中挑出三公予以公布，就像我們的財政支出，還要專門挑出三農與民生的數據加以說明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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