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一貫的，也是鮮明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中國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和平協商共同解決這一原則立場，源自中國的時代觀。基於和平、發展是當今時代兩大主題的判斷，鄧小平開創了改革開放偉業。牢牢把握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在和平發展道路上。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不僅壯大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同時也讓中國人的心胸更加開闊、處理複雜問題時更有耐心，“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2年達成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之所以是一個好文件，首先是因為中國和東盟成員國強烈意識到，解決南海問題需要和平、友好與和諧的環境，需要為解決分歧和爭議創造有利條件。各方在文件中明確承諾，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建立信任的途徑。近10年來，中國積極推進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後續行動進程，力爭盡早取得實質性進展。遺憾的是，個別國家並未對此予以配合。
巴厘島會議前，東盟個別國家竭力推動搞出一個“有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甚至通過媒體放風“希望在美國和日本等國的合作下解決該問題”。姑且不去評論這一倡議的初衷，在目前的南海問題氛圍下，如此“強力推動之舉”有現實基礎嗎？聯繫到個別國家試圖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來對中國施壓，我們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所謂“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真意何在？是不是要在約束中國的同時，放開自己的手腳？不成熟的“行為準則”會不會無法產生“約束力”，反而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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