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瑞盛：這裡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孩子是中學生，有的朋友的孩子是大學生，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中學生，你覺得他的未來的願景是怎樣的？
梁振英：我們應該兩代人坐在一起，一個小家庭的兩代人也好，或者香港700萬人大家庭也好，我們坐在一起談一些願景，願景應該落實，不可以掛在墻上，我們的願景如果要落實，是需要兩代人合作，為什麼？因為需要的時間比較長，我經常舉的例子是香港和土地有關的問題其實不少，大家關心的是房屋的問題，我們不但房價貴，租又貴。我最近去一家賣DVD的店鋪，我問有沒有某個電影的DVD，他說沒有，現在還在電影院上映，我說我8月份回來再找你。他說，梁先生，我8月份已經不在這裡了，我問他什麼事，他說要加租，我問加多少，那裡不是中環最旺的，他說加6成租，那根本不用討價還價了，他就搬了。前幾天報導香港的幼兒園，開支6成是租金，3成是老師和職工的工資，一加租很多幼兒園也出問題。說土地問題，我們將香港地圖和新加坡的地圖相比，新加坡的地圖沒有大片人煙不到的面積，發展得比較平均，人住的比較寬敞。香港集中在小部分的土地面積上，有些大山，就算不是郊野公園，也沒有開發，如果兩個地圖放在一起，我們請上一代和下一代一起談，我們的願景是選什麼發展模式，或者兩者之間還有另一個模式。如果我們選擇了一個願景，要把它變成現實，需要的時間至少20、30年，也可能30、40年，當實現的時候，就是我們的下一代，現在的中學生大學生能享受到一種新的發展環境和居住環境，希望那時候我們有更多的土地，幼兒園也好，影音店也好，他們的發展可以比現在更加穩妥一些。我們有一些經驗可以拿出來和下一代分享。我們以後退休，甚至離開這個世界，我們的下一代要繼續完成這個遠景。所以這個應該是跨代合作的題目。
盧瑞盛：市建局的主席在這裡，要提高住宅的素質。
梁振英：市建局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們看待香港的態度，香港已經回歸，沒有97的問題，這是香港人世代在這裡衍生的地方，我們不但要做土地規劃，還有整個產業規劃等等。
盧瑞盛：你說的土地規劃可能是移山填海，是20、30年的東西，可能需要政府主動制定一個長遠規劃。你的“奔向未來”的序裡面有兩句話，“讓各個階層包括基層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另一句是“提高管理效率，減少內耗”。我們先說管治的概念，近10年我們實行的是小政府政策。小政府製造一個很自由的市場環境。現在很多問題出現了，可能某一些層面，比如說很多地產發展商，被標籤為是負面的。在合法的基礎上，他們維護他們的利益，做生意是可以的。然而，誰去創造那個環境，讓大家可以在一定程度的約制裡面去發揮，並保持有一個健康的環境，可以讓一些矛盾得以解決的？
梁振英：這個社會就像一個公司一個店鋪，如果一個公司生意好，老闆賺到錢，員工加工資可以多一些，上下齊心，公司會發展得很好。反過來，如果公司很忙，老闆賺到錢，但是員工沒有工資加，還減工資，我相信這個公司好景不會長。香港或者任何社會都是一樣，有不同行業不同階層，在香港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我們不應該要求將經濟發展成果平均分配，我們不應該平均分配，但是至少社會上各個階層在經濟有了發展的同時，他們所得到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是我們過去10多年的市場力量令到社會上基層的市民，在經濟上有可觀發展的同時，他們得不到經濟發展的利益。1996年和2006年之間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當香港人均GDP生產總值扣除通貨膨脹，增長了34.4%，我們370萬工作人口中收入最低的30%工人，也就是110萬工人的工作收入是下跌的。整個社會人均GDP增長了34.4%，我們今天的人均GDP不低，但是在整體或者平均有增長的情況下，還有110萬工人工作收入是下降的。這造成一些什麼情況？就是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覺得經濟發展與他無關，甚至有一些基層市民和我聊天，（在整個香港回歸過程中，聽到是很傷心的），他說梁先生，還是英國人管理香港好，自從香港回歸以後，我們的日子沒有好過。統計數據是完全可以解釋的，96到06年，因為種種原因基層市民的收入是下跌的，不是人比人比死人，而是自己比自己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多少人工今年多少人工很清楚，一年不如一年，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市民得到一個印象或者經驗，就是經濟發展和我無關。可能經濟越發展，收入越下跌。大家知道去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建高鐵，有不少的年輕人反對，我和一些年輕人談過，他們說高鐵對香港經濟是有好處的，我們應該搭全國發展的快車，我們跟著內地一起發展，高鐵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好處，但是接著的問題，他們說香港因為高鐵或者其他建設，我們經濟發展起來了，對香港的基層，包括某一部分的青年人以及他們的父母、家庭有什麼好處？
因為經驗告訴他們，香港經濟發展起來，我們人均GDP有可觀增長的同時，基層分享不了發展成果。香港這個社會一定不可能平均分配，因為我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須是市民一致能夠享受到的。怎麼辦？有兩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個是短期的，就像我們過去的2、3年在最低工資的問題上，整個社會出了不少氣力去解決。這是很好的例子，一個本來爭議比較大的例子，去看我們怎樣去認識貧窮問題、在職貧窮問題。社會上一部分人由不承認香港存在貧窮問題到承認這個事實，到我們想辦法。我們推動工資保障運動，後來失敗，我們後來就強制最低工資立法。每個小時的工資水平是多少，我們整個社會在三幾年時間凝聚了比較強的共識，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勞方和資方代表一致認定了一個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信心——就是說只要我們拿出信心，我們面對一些更加艱難、更加爭議性大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解決。當然，最低工資不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很多地方還要修補，這是短期的方法。長期的是我們整個產業結構、我們的經濟結構。我覺得我們在考慮怎樣做的時候，有一點應該是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以就業作為一個主要的考慮。譬如說我們做內地居民來香港的個人遊，就是香港人通常說的自由行。從03年開始到現在，無論對我們GDP的促進作用有多大，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為我們大批的基層工人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工資多少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使我們失業率維持比較低。我們在知識型社會中，大批的基層工人因為旅遊業和相關行業，因為自由行，使這批人有工作。而且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條件，我們敢去定最低工資，而不擔心這些低文化水平的人因為經濟轉型而失業，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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