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戴季陶《日本論》本身並無什麼驚世駭俗的高論。作者只是原原本本，將自己觀察到的日本如實記錄下來，而著筆之重點則放在民治維新之後至侵華戰爭之前的日本社會。恰如梁啟超所言，“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國力強盛，在日俄海戰中挫敗俄國，並積極推行大陸政策，堪稱“東方的德意志”。而常以中央大國自居的中國卻日益衰頽。因此，在20世紀初期，中國人對於探究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家強盛的原因，也就興趣濃郁。戴季陶此作，亦有探求日本強盛的動機。
戴季陶推崇日本的明治維新，但他的目光沒有僅僅停留在明治維新。例如，戴季陶認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民的精誠團結，源於這個國家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信仰。日本的迅速崛起，實有賴於幕府時代打下的社會基礎，“日本人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不過，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黃福慶研究員也指出，這種理論並不新鮮，學者齋藤斐章在《日本國民》中就提出過幕府與明治維新的傳承關係。戴季陶或許是受到齋藤斐章的影響。
另外，戴季陶作為國民黨高官，此書的寫作時間又在1928年濟南事件前夕，其論述就不可能不受到當時政局和自身身份的局限。例如他在書中對桂太郎、田中義一等日本政壇人物的評價就頗為主觀。不過，就展現日本政治與社會的深度而言，此書至今仍屬佳作。遺憾之處在於，這麼多年過去，中國大陸學人並未寫出影響力和可讀性均能超越此書的作品，也足見中日之間某些方面的裹足不前。
日本是一個處於變化中的國家，尤其是近半個世紀，其變化之速更是令人神迷目眩。但這半個世紀恰恰是中國疏於對日本了解的半個世紀。相反，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的熱情，卻是一刻未減。戴季陶寫道：“‘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次，裝在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兩相對比，實在發人深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