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原先的蘇聯人民、後來的俄羅斯人民，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帶領下，奔向了“民主”、奔向了西方。那是一個自由的年代、浪漫的年代。戈爾巴喬夫的理論頭頭是道，葉利欽的政治自由奔放。但蘇聯卻土崩瓦解了，俄羅斯的經濟一瀉千里、多數百姓的生活一塌糊塗，社會到了崩潰的邊緣。沒有當年那個局面，怎麼會有如今的普京呢？真是應了那句話“時勢造英雄”。
普京的時代是從戈、葉道路的盡頭開始的。俄羅斯選擇過了，嘗試過了，但碰了壁。在歷史證明此路不通之後，俄羅斯被迫重新選擇、重新探索，普京就是在那時出現的。普京的新路線即便不能說是“撥亂反正”，至少也算得上“治理整頓”。普京帶領俄羅斯人民從錯誤的道路上退出，開始了重新的探索。但有那麼一群被一堆亂糟糟觀念搞亂了頭腦的人，把俄羅斯說成是“民主的倒退”。倒退就倒退！難道要讓俄羅斯一條道走到黑嗎？我看俄羅斯可能更接近於解放思想，一個民族總要實事求是吧，百姓總要過日子吧？這不是錯誤。
如果說得學術一點，普京時代出現的原因應當叫作：制度救濟。戈、葉的“自由”和“民主”不足以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如果只有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而無國家與社會的實際發展與進步，那樣的“自由”和“民主”是沒有價值的。問題的深刻性還在於：“自由”和“民主”並未像教條主義者們所深信不疑的那樣必然導致進步與繁榮。普京時代的出現是20年前那場悲劇性的社會實驗失敗的結果。丘吉爾大概說過這樣的話：民主未必是最好的，但比起其他制度來說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俄羅斯的經驗證偽了這句名言。
普京的路線是俄羅斯在國家憲政體制層面保持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在社會實際的權力結構中關閉了權力競爭的通道，從而建立起由一個權力精英集團穩定掌握國家政權的局面和體制。這種權力相對集中體制的功能在於：避免了工業化和“社會轉型期”常見的那種“分配性激勵”，即眾多社會集團通過政治參與和權力鬥爭獲取利益和爭取上升通道的社會機制。在俄羅斯經歷了挫敗的特殊歷史時刻，普京路線在社會領域裡產生了達.芬奇說過的那種原本在藝術領域中的效應：限制產生力量，自由導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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