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章表示，事實上，日本是否加入TPP的背後，是中美兩大國的較量。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隨著歐美地區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國需將重心調整到擴大內需和尋求多樣化的外部市場上，尤其是對推動中日韓締結FTA情有獨鐘。
中日韓三國的GDP規模約占世界GDP的20%，東亞GDP的70%，但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區域內高達40-70%的貿易依存度相比，東亞三國的貿易依存度只有約25%，特別是中國對日韓兩國的貿易依存度從2005年的21%下降至2011年的16%。東北亞區域內貿易的潛能巨大，尤其是中日兩國經濟互補性強，中國欲實現產業升級，與日本的合作將必不可缺。
日本對簽署中日韓FTA態度消極，討論停留在計算利益得失層面。而中國的崛起讓世界充滿了不安，周邊各國對一個政治體制及價值觀均不同的“異樣大國”心懷戒備。中國的FTA戰略除了謀求經濟發展的規模效應、確保資源供給等利益考慮外，更多的是對政治及外交利益的考量，即通過加強經濟紐帶，緩和“中國威脅論”、抑制“台獨”傾向、改善周邊環境。這與鳩山由紀夫提倡的“東亞共同體”及韓國主張的“Asia Community”如出一轍。
但是，如果原本就對締結中日韓FTA不熱心的日本簽署了TPP，中國的東亞戰略就將陷入被動局面。美國積極推動TPP，除了要分享亞洲高速經濟增長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亞太區域統合的主導權。作為東亞勢力的“平衡者”，美國擔心各國過度依存中國。憑借TPP實現“重回亞洲”，與日本及東盟結為一體，是美國的戰略重心所在。美國在推進NAFTA交涉時，受國會、工會、非政府組織等施壓，曾制定了嚴格的勞動標準和環境標準，迫使加盟國推進“自由化”改革。在TPP問題上，美國也設置了中國難以“達標”的苛刻標準，這將讓中國陷入戰略被動局面。
文章最後稱，為此，中國必須考慮向周邊各國“分散風險”，充分利用自身巨大的市場優勢，繼續推進中日韓FTA及“東盟+3”等東亞戰略；同時，應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盡快轉換為內需主導的經濟模式，降低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否則，在“內憂”與“外患”之下，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存在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