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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范椒芬21日造訪中評社香港總部，與中評社青年記者進行深度對話。（中評社記者攝） |
記者：你曾任職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特首辦主任、運輸署署長、教統局長、廉政專員等等，你認為政府管治上有什麼不足，如何強政勵治？你曾提及，近年政府的長遠規劃似是停頓了，到底是人的因素居多，還是制度因素居多？應如何改善？
羅范椒芬：管治問題涉及很多層次。就我個人來說，回歸之前我的職位並不高，殖民地政府高層方面的很多想法我不太清楚。自從回歸後我跟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共事，發現由於董先生並非公務員系統内部升上來的，他的確與公務員在文化上有些差異。董先生很包容，遇到不同意見，寧願跟大家多溝通，所以才給人感覺決策比較緩慢。所以我很支持問責制，也覺得問責官員可以給政府帶來不少經驗，包括：1，前線方面的經驗，例如金融業專才可以為政府帶來金融業的實踐經驗，而系統內成長的官員欠缺前線經驗，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紙上談兵”的情況；2，可以引入在外面已經有相當“江湖地位”的人才，除了為政府帶來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經驗，也將其人脈網也一同帶入政府。我覺得這兩方面很重要，所以董先生第二任期起步的時候，問責制官員團隊有很高的水準，運作不錯。
第三屆特區政府裏面，有很多由公務員升遷上去的局長，香港公務員是優秀的，但因為我也走過這一條路，所以很明白自己的局限所在，尤其是我離開了這個制度之後，回頭再審視時，看得更清楚。例如當年我在公務員事務局時，曾協助港府和清華大學安排一些培訓課程，並與教育部方面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我自認為對國家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自從參與人大的工作之後，我便發現自己的匱乏之處。但我認為，問題不應僅僅歸咎於公務員體系，因為公務員本身的工作很繁重，以致於未能顧及到其他方面的事項，加上如果高層的協調方面做的不夠好的話，就容易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
我認為香港的公務員是很有潛質的，但我們需要一位很有遠見、很有領導力的行政長官，去指出方向，相信大家都會各就各位，做好自己的本份。我們不能無為而治，那大家走的方向便很難一致。
舉一個例子，現今社會常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如果我們有一個中央的指示，要解決和處理這一問題，每一部門都可以出自己的一分力。我覺得政府需要中央統籌，政務司、財政司和行政長官要制定一個基本的治港理念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令每一個局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加上密切的協調和統籌，便可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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