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是布什時期的一個積極討論，也是當時白宮與國會山對於中美經貿關係最大的認知分歧所在。儘管也意識到保持穩健的對華政策的重要性，但由於國會議員們更多地要代表選民及利益集團的立場，使得他們更容易從細節而不是大局考慮中美關係，橫生枝節也在所難免。這一點在布什任職後期表現尤為明顯，在共和黨失去對國會的控制後，布什政府不得不打起精神來積極應對來自民主黨控制下國會的諸多挑戰，其中就有中美經貿關繫上的挑戰。不過，由於伊拉克戰爭尚未完結，當時國會的熱點還集中在伊戰等問題上，對中美關係壓力有限。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布什時期，還是奧巴馬時代，人民幣匯率和美中貿易逆差都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無辜的輿論出口的責任。每當美國民眾對兩國貿易狀況不滿時，就會找一個最明顯且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人民幣匯率就率先承擔了所有的不滿，而貿易逆差也成了“難兄難弟”。這一點，很多美國人尤其是“政客”都心知肚明。突出的表現是在2010年中期選舉之前，許多競選者都大打中國牌，拿人民幣匯率說事。
但布什政府的執政重心與執政風格，還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美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的走勢。在布什政府看來，中美之間的所求要遠大於互相對立和分裂的趨勢，經濟是美國和中國利益的交匯點，兩國在經濟領域的共同之處要多於其它許多領域。不僅中國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美國也急切希望充分利用這個21世紀最大的商業機會。這個時期，美國對華施壓主要還是集中在中國兌現入世承諾等問題上，布什總統抓大放小的執政風格也使得中美經貿摩擦處於可控的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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