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一個中國企業是不是傾銷，是不是接受了補貼，必須有一個標準。一般來說，應該按照世貿組織的標準，但是當時，美國和歐盟要強加給我們這個歧視性的條款，針對的是我們很多企業在做生意的時候，或者在生產的時候，沒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做事情。
他們覺得中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他們認為很多中國企業按照市場經濟條件生產經營，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按照市場經濟條件辦事情，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條款。
這個條款的基本內容就是，如果中國企業能夠證明在製造生產銷售過程中，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進行的，在決定他們是不是傾銷或補貼的時候，就按照 WTO規則進行。但是如果這些企業不能證明他們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生產銷售，就必須接受一個特殊的價格比較標準，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應該說這是一個歧視性條款，因為所有中國企業都應該按照WTO的規則來接受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調查，為什麼要把中國企業分成兩類呢？所以我們當時就不同意，後來為什麼又同意了呢？這個同意的話也是在國務院的高層會議上決定的。當時我們在匯報的時候，我記得朱（熔基）總理就講，說實話我們中國許多企業當中還確實存在著相互殺價、削價傾銷、打＂內戰＂的現象。
他當時還笑著給嵐清同志、吳儀同志講，你們外經貿部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讓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解決吧。他說我看可以接受這個條款，以便對我們的企業形成一種壓力，讓他們不要再互相殺價，不要再搞低價傾銷了。所以從原則上就決定接受這樣的條款，雖然這個條款是有歧視性的，因為我們想用這個條款來換取美方的其他讓步。
後來談判的關鍵是這個條款要存在多少年。它畢竟是一個過渡性條款，不可能是永久性的。當時我們的底線是五年，但美國要求至少是十年。所以這個條款後來就成為一個非常糾結的談判焦點。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條款並不是很重要，但是美方把它看做最重要的條款。因為美國人特別講究＂買保險＂，這個條款再加上特保條款，就為美國企業買了一個保險，就是一旦中國不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情，美國可以用世界貿易組織的條款處罰它。
當時我們在談判中越來越覺得，美方把這個條款看得非常重，而你知道在談判當中如果發現對方把某一條款看得很重，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比較大的讓步，來換取美國在其他問題上，就是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條款上的讓步。
所以在1999年11月15日朱總理和他們最後的談判當中，就用這個條款換取了美方很大的讓步，換取了幾個我們認為非常關鍵的讓步，一個就是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在中國銷售音像製品，但是不能在中國生產音像製品和其他一些文化產品，這在當時是作為一條重要的底線來把住的。
第二，就是我們要繼續保留化肥的專營權，必須由國有大企業來專營。美方要打破這個專營，任何企業都可以經營化肥，但是我們覺得化肥對中國農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實際上當時在談判的最後階段，朱總理是用這個條款來換取了美方在一些實質性重大問題上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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