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對匯率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社會對於匯率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今年3月至9月，筆者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顧問，參加一個10人特別顧問小組的工作，該委員會旨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後IMF對成員國宏觀監測方面出現的問題。顧問委員會非常一致的意見就是，過去3年IMF對成員國的監測過分強調了匯率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極其重要的影響實體經濟波動的因素。因此，未來的宏觀經濟監測應該更加強調資金的流動、強調金融部門的穩健、強調經濟發展的平衡，而不應是匯率問題。事實上，在該小組討論的過程中，筆者以及大部分成員認為，IMF不應公布他們針對各國的所謂均衡匯率的評估結果。IMF所謂的均衡匯率的評估，是通過3個模型得出的平均結果。事實上，這3個模型的方法都有巨大偏差，很難給出精確預測，評估結果會大大降低IMF的公信力。比如說IMF今年7月公布的結果，3個模型的計算結果認為人民幣被低估3%、17%和23%。3%意味著基本均衡，17%是失衡，而23%則是比較嚴重的失衡。預測出現如此大的偏差，是無法指導實際經濟決策的。
部分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主要受政治因素影響
西方政客們主要考慮的是本地的政治問題，匯率問題恰好是一個例證。那些叫喊匯率升值的美國國會議員們大部分來自製造業企業受阻的地區，這些受阻的製造業企業往往把企業虧損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歸咎於人民幣匯率問題。這完全與事實不符。事實上，美國全國製造業人口僅僅占美國全國就業人口的9%，而美國製造業的失業率是低於美國平均失業率的，為8%左右。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做文章是不可能解決美國本土的就業問題的。美國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疾呼人民幣升值。他開篇便說，“我知道這不是一個重大問題，相反，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由於美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此雖然是很小的問題我也一定要講。”既然美國經濟學家都承認這是一個小問題，明眼的讀者立刻明白，這是以美國的部分人士小問題來給中國製造一個大麻煩。作為克魯格曼教授的同行和朋友，我感到不解和可悲。這些美國學者朋友們面對自己的經濟問題，不去抓主要矛盾，不去對症下藥，反而轉而責怪他國，轉嫁矛盾，這無益於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
對此，我們一方面應在學理上、在經濟政策層面同西方有關人士講清楚道理，據理力爭；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們自身的改革，爭取在未來一到兩年之內比較徹底地解決國際收支平衡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