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從宏觀從財政到貨幣到金融到微觀都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往前看有很多值得擔憂的。關於財務紀律這個問題，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時候，最早是研究計劃經濟問題的專家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的，他起了名字“軟預算約束”。這在20多年前的中國和原來的計劃經濟國家，當時是非常流行的術語，並且被認為是計劃經濟中的非常嚴重問題。沒有想到的是雖然計劃經濟已經終結，這個術語也越來越少聽到了，但是計劃經濟時彌漫的軟預算約束被遺傳到市場經濟，而且造成了全球性問題。軟預算的根源是什麼呢？當時的一個爭論是，軟預算約束與所有制有關，國有制企業更有可能是鬆馳的財務紀律，私有制企業不太會軟預算約束。當時還研究了其他的問題原因，比如融資過於集中、企業規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不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照樣產生軟預算約束，如果政府過度承諾和不切實際的超越發展階段的福利政策同樣是導致財務紀律鬆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問題，救助是治標，根本的治理是要嚴肅財務紀律，不論家庭、企業還是政府，不論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要減少軟預算約束，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在發達國家，過去更多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美國的特殊性是因為美元的國際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它沒有硬預算約束，它可以任意印鈔票。希臘如果不在歐元區，早就該大幅度貶值，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來歐元區的制度設計就是想建立一個硬約束，硬預算約束的機制，比如為政府赤字與GDP之比設一個上限，比如3恩%，但是事與願違，恰恰因為歐元只有貨幣的統一，沒有財政真正意義上的聯邦制，沒有約束力，結果3恩%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話。現在看來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面臨著類似問題。
在我結束的時候我特別想提一句，這幾年來我們也包括國外有很多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意見，華盛頓共識有十多條，第一條是嚴肅財政紀律，所以在我們反思金融危機，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國角色的時候，我們應該回歸最基本的市場經濟的原則，那就是要有嚴格的財務紀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硬預算約束，根本上回歸實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國的治理，各國的治理應該是實事求是，嚴格財務紀律，從根本上講不能超越實際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超越實際支付能力的承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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