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企業邊際稅率或個人所得稅率提高至超出克林頓時代的水平，將帶來激勵效果方面的嚴重問題，還可能鼓勵避稅活動。無論如何，這在政治上都不太可能行得通。
一個好得多的增收策略將源於鮑爾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兩黨委員會的觀點：即稅收支出是一種政府支出形式，如果這些支出在當前環境中變得不合理，就應該被削減。
其次，在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之際，當前稅收制度在某些方面顯然是不公平的。正如人們公認的那樣，美國富人變得更富有——在過去的一代人期間，最富裕1%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從10%左右增長到20%左右，而中產階級收入陷於停滯。
關於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降低不平等在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標中應該排在第幾位，以及過分累進的稅制可能產生的挫傷積極性的效果，存在很大的討論空間。但有一點無可否認，現行稅制中一些代價相當高昂的方面對最幸運的人群有利，幾乎完全沒有道理。例如，近期的政治辯論暴露出了一些漏洞，這些漏洞讓少數人得以利用免稅的個人退休賬戶(IRA)積攢數千萬美元資金，而幾乎所有其他人都受到2000美元繳款上限的約束。
在美國企業五大利潤來源地中，愛爾蘭、百慕大群島和盧森堡占了三席，這一點難道不說明避稅操作極其盛行？不相信的人應該看看以下事實：2007年，美國企業在百慕大實現的利潤為當地GDP的646%。投資機構不是拿自己的資金，而是拿他人的資金去投資，然後收取管理費。針對這類機構的利潤激勵的稅收處理辦法，是現行稅制不當的另一個例子。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它們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因為美國財政部有可能收到稅款，也因為稅制可以變得更加公平。它們也體現出特殊利益群體左右基本經濟政策的力量。鑒於目前各方對聯邦政府嚴重缺乏信心，改革可能成為重樹信心的一項重要舉措。
第三，現行稅制一方面實際稅收收入過少，並給各種避稅操作留下許多空子，另一方面給經濟活動造成了過大的負擔。在企業稅率為全球最高水平的法律管轄區，企業會想方設法，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段盡可能地少報在美國實現的利潤。高稅率也會鼓勵債務（而非股權）融資。考慮到員工要面對高稅率，雇主會設法提供各種免稅津貼作為補償，而不是發放現金。過高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以及所得稅與資本增值稅的巨大差異，促使他們把過多時間耗費在把普通收入轉變為資本增值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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