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動蕩的主要禍根
實現和平安寧，是當今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期盼。然而，一些西方國家所推行的“民主人權輸出”，卻完全走到了世界各國人民期盼的反面。事實上，它已成為當今世界不得安寧的主要禍根，甚至成了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最大障礙。
一個時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把“民主人權輸出”作為既定戰略，不斷上演五花八門的醜劇和鬧劇，力圖把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變為他們所謂“民主”、“人權”的俘虜，以建立起由他們主宰的世界資本主義附庸體系。一是利用現代傳媒和文化產品在全球範圍大肆宣揚西方關於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念。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科技實力，利用在媒體控制和文化產業方面的優勢，操控國際輿論，以“軟實力”方式大舉實施“民主人權輸出”的進攻仗，向全球各地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二是把“民主人權輸出”以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技術援助的附加條件。西方國家以往通過殖民手段積累起了大量財富，如今在一些國際組織中又擁有近乎說了算的話語權。他們在向曾遭受殖民主義盤剝的經濟文化落後國家進行“多邊援助”時往往附加經濟之外的各種條件，以迫使對方吞下他們事先預備的“民主”、“人權”苦果。三是通過培植和尋找政治代理人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民主人權方面的烈性滲透。以“拉出去、打進來”的辦法在發展中國家培植親西方的所謂“民主組織”和“民主力量”，並與後者聯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民主人權輸出”。四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矛盾特別是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大以促成“顔色革命”為指向的“民主人權輸出”力度。少數西方大國利用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和問題，變本加厲地搞“民主人權輸出”，以煽動和助推其國內反政府勢力的暴力運動。這些無所不用其極、花樣不斷翻新的“民主人權輸出”，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動蕩的根源。
近年來，在一些國家中發生的以政權更替、社會動亂為表現的所謂“顔色革命”，往往與西方“民主人權輸出”密切關聯。格魯吉亞爆發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爆發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爆發的“郁金香革命”、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又相繼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等等，背後都有著西方國家“民主人權輸出”的黑手。西方媒體曾一度欣喜狂呼：獨聯體地區的“民主浪潮”已經形成，該地區人民將在“第三次歐洲解放浪潮”中獲得民主和自由。然而，受西方“民主人權輸出”助推的“顔色革命”不可能結出什麼善果，它所帶來的成果其實就是社會動蕩或倒退的同義語。“橙色革命”前的烏克蘭經濟以5%的速度增長，而“革命”後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15%，國家債務纏身，甚至面臨破產。同樣的問題也嚴重困擾著其他發生“顔色革命”的國度。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發動的諸多局部戰爭，往往打著“人道主義干涉”旗號進行的。在他們看來，凡與西方“民主”、“人權”格格不入的國家都是西方文明的敵人，西方都有權利以武力方式對其進行“人道主義干涉”。這種“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和主張，實際上是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權淩駕於別國主權之上，也必然導致倚強淩弱的武力濫用。冷戰後美國等西方大國相繼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利比亞戰爭等，幾乎打的全是“人道主義干涉”這張牌。而這些強行發動的戰爭不僅給相關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且增加了整個世界的不安寧因素。
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往往也與西方“民主人權輸出”有關。西方國家大搞“民主人權輸出”的嚴重後果之一是加深了諸多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擴大了世界範圍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從而既助長了弱勢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仇恨情緒，又惡化了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生態和社會局勢。這恰恰是恐怖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面對恐怖主義威脅，西方國家以“人道主義干涉”的武力方式跨國進行打擊，結果又進一步加劇了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動蕩局勢，反而對恐怖主義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有增無減的恐怖襲擊和自殺式爆炸，是對美國“人道主義干涉”的反恐策略的嘲諷。
“民主人權輸出”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究其深層緣由，就在於它違背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發展規律。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是其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本質上是無法在異國他鄉“複制”的。況且，西方國家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和弊端表明其民主人權模式存在明顯缺陷。如果硬將西方國家帶有“先天不足”的民主人權輸送到情況大不相同的發展中國家，就必然給後者造成致命性破壞，從而引發不該出現的動蕩和倒退。這是當代人類社會最深刻的教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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