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的簽證約在一年前過期了，新的雇主並沒有給她辦理新的簽證，自然屬於被驅逐之列。此前，菲傭們良好的職業信譽，讓她們在家政市場受到歡迎。根據上海家政行業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在上海的菲傭超過1000人，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沒有簽證，“以打黑工的居多”。對於珍妮和她的姐妹們來說，隱匿在上海灘的生活愜意自在，卻也脆弱尷尬。
2010年之後，內地城市紛紛開始引進菲傭，甚至是長沙、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也開始有了她們的足跡。多地涉外家政中介人員向記者證實，由於多數菲傭都沒有工作簽證，他們在這段中菲關係敏感時期已經暫停菲傭業務，已工作的菲傭也要“低調再低調”。而離香港較近的廣州深圳兩地，不少菲傭“已經停止工作，前往香港避風頭”。
珍妮沒想到遙遠的島嶼爭端，會打碎自己的飯碗。她發現地鐵裡開始多了查證件的警察，這讓她每次外出時，心裡都很忐忑。留在上海，是她唯一的選擇。此時，在珍妮遙遠的家鄉還有一大家人指望著她生活，這個月，失業的她向同在上海的親友借錢，才凑齊每個月定額匯給家裡的錢。
北上“英雄”
珍妮是在2010年春天來到上海的。此前，她曾在約旦工作了五年，幫助雇主照顧年邁的老人家。
珍妮生於1981年。在她出生之前，菲傭便作為一個品牌，成為全世界高端家政行業的代名詞。締造這一品牌的，多數都像是珍妮這樣的年輕菲律賓女子。
上世紀70年代，菲律賓經濟發展落後，國內就業困難。當時的菲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頒布《勞動法》，鼓勵菲國人外出務工，幫補國困，菲律賓人開始大遷徙。此後，菲傭為國家賺回了大量外匯，一度占到菲律賓GDP的5%到6%。1992年5月，拉莫斯接任阿基諾夫人擔任總統後，稱讚“菲傭是新國家英雄”。
“在國內獲得社區大學的學歷之後，我覺得出國才有前途。”珍妮遠離城鎮的鄉下，坐公共汽車去首都馬尼拉需要六個小時。她說自己害怕“插秧時被曬得刺痛”的感覺，選擇做了菲傭。在家鄉工作，珍妮每個月只能賺到約500元人民幣左右的工資，這還不到她在上海月薪的十分之一。
為了實現像珍妮這樣年輕女子的外出務工夢想，菲律賓政府和就業機構也花了不少心血。在菲律賓各中學女校和近3000所大專院校中，一律把家政學列為必修課。社區大學中，還會將《雇主心理學》以及各種急救知識列入課程，從身心方面將菲傭打造為“超級保姆”。目前，在菲律賓技能培訓和開發部門登記的培訓中心就多達四千多個。
“菲傭會幫我查詢出差地的天氣，以方便帶足合適的衣物，考慮到上飛機安檢，她們還會將行李中的打火機等管制物品拿出。”上海博伲家政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涉外家政中介公司，負責人朱煒對於菲傭品牌贊不絕口。
根據1996年頒布的《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個人及家庭不允許雇用外籍勞工。面對旺盛的需求，不少中介機構則暗地裡將菲傭通過隱蔽的方式介紹給住在中國的外籍商務人士以及中國富裕的家庭。朱煒保守估計，目前進入內地的菲傭超過一萬人，“但有合法工作簽證的不超過兩百人”。
而在香港，由於印度尼西亞傭人和泰國傭人湧入，新來者的收入要求更低，菲傭已經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按照香港出入境部門2010年的統計，在全港284901名外籍保姆，菲律賓人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到48%，49.4%是印尼人，1.3%是泰國人。
在競爭激烈的過程中，新興的中國內地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越來越多的菲傭選擇和珍妮一樣北上淘金。當她們冒著非法執業的風險來到中國後，驚喜地發現這裡或許是她們在全世界範圍內賺得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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