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為新一代的村幹部，鄧永新喜歡的生活方式和財叔很不一樣。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鄧永新在菜地－－村再沒有住過一個夜晚，因為“不習慣”了。雖然村裡現在鋪了水泥路，裝了自來水，但是生活方式還是不再適應他的變化。他今年當選為菜地－－村村長後，仍然住在街口鎮，每天早上起來之後就張羅著約朋友喝早茶，喝完之後到村委上班，中午在村委食堂吃飯或約人到鎮上吃，吃完睡個午覺，下午去辦自己的事，晚上又想著約人去鎮上哪裡吃飯，吃完約上朋友到鎮上的茶莊談事，或者唱卡拉OK。
財叔的另外2個兒子與鄧永新是同齡人，他們的想法相似，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回到農村住。財叔幹建築隊時開始建新房，當時規劃的是多層樓房，他的想法是，將來兒孫多了，需要幾層就加幾層，直到現在還沒封頂，村幹部經常拿這事取笑他︰“樓建好了沒有啊？”
財叔這棟樓房恐怕永遠也不會封頂了，兒子們都不回來，也就沒有了加層的必要。他的大兒子花100多萬元在街口鎮買了最好的商品房，財叔不太認同，他覺得將人生放在一套房子上不值得。為此，父子倆還爭論過，他和老伴希望兒子回村裡建房，他們認為村裡建房便宜，而且空氣好、住得舒服，兒子卻已經習慣了城裡的生活。
消失的村小學和寂寥的村醫
財叔的大兒子說服父親的理由還包括教育︰村裡的小學不說教學質量，現在隨著出生人口越來越少，學生數量年年減少，以致農村的學校逐漸關停並轉。
菜地－－村之前也有自己的學校，後來學生越來越少，一年前將學生全部轉移到了太平鎮中心小學去讀書。今年以來，太平鎮絕大部分村級小學都陸續關閉，學生統一轉移到就近的鎮小學。只有一些較遠a的、山區的、較大的學校，留下了3年級以下的學生在本村就讀。
從化師範學院畢業的鄧浩權從19歲就開始在三百洞村小學當老師，他主要教英文和數學，但因為學校老師少，多數時候基本上什麼都要教，一起當老師的同事，有不少因為嫌工資低，紛紛下海經商或外出打工了。
財叔的兒子自己是老師，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在村級學校接受這種“萬能”老師的教育。相比而言鄧永新思想很西化，覺得“養大就好，不用管太多”，但他也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起碼要與其他孩子處於差不多的水平吧！”如果不是因為有10公里，更多家長可能會選擇住在鎮上陪讀，為了孩子而使村莊裡的常住人口有所減少。
套用那本著名小說的開頭︰待在村裡的人理由都一樣，不願意待在村裡的人則各有各的原因。除了孩子的教育，看病難也是一個大問題。
菜地村的衛生站，村醫小徐每天都感到寂寥。2006年建了標準化的衛生站後，來看病的人並沒見增加。平時，都是一些老人過來量量血壓，如果血壓高了，就順便在衛生站拿點降壓藥，住在村裡的年輕人很少來看病，最多去拿點感冒藥，或肚子疼的藥。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了，村民拿藥的價格很低，1－2元的藥品最為普遍，如果遇到感冒、肚子疼等小病，開藥一般只要4－5元，加上打針也只要8元，國家出錢免了注射費。
但如果有稍大一點的病，還是得去最近的神崗醫院，農村雖然已經有一些小車，但畢竟是少數，最普遍的還是摩托車，也有不少自行車，去神崗還是比較方便的，但那些離得遠的村莊，看個病就困難了。在太平鎮有33個村，菜地－－村和鄧村算是離鎮區比較近的村，再往北和東西方向則包括分水、石聯、銀林，這些村離公路比較遠，靠近山區，離鎮上大約有20多公里，如果遇上生孩子之類的事，恐怕只能四處去借車用了。
不過，太平鎮的農民們堅持外出打工，卻不願意放棄農村戶口。鄧永新說，村民的心理變化也有一個過程，80年代人們渴望做城裡人，外遷也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當地各種保障的健全和發展，大家開始不願意進城了，因為在農村，第一個生了女孩，還可以再生一個。
太平鎮勞動社保服務中心專門負責農保事宜的小利告訴記者，從化是農保的試點，參保費最低10元，到60歲每月可以拿到100多元養老金，如果交500元，則可以拿到1300元。2009年開始推廣農保時，農民們都不肯買，後來逐漸有人開始領錢了，反響才逐漸熱烈起來，2011年4－7月份，參保率很快達到了100%。由於45歲以下的打工者多數有社保，所以農保針對的是45歲以上的人群，隨著這個群體勞動能力的下降，政府通過這種方式保障他們的養老問題，願意留在村裡的人也多數為這個年齡段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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