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選與中共的策略
不可否認，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歷次總統大選，中國大陸的因素一直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遠自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形成另類助選，李登輝先生在面對多組人馬競爭下仍以多數勝出。此後，北京對台灣大選的策略，即改弦更張。
2005年4月，中共公佈對台針對性十分強烈的“反分裂國家法”，引發台灣朝野義憤填膺，咸認為對中華民國台灣主權“法理獨立”的莫大威脅。惟此一文件，除對台商造成相當程度的“威嚇與驚駭”外，反而助長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共同體”意識。此一影響，也使近年來贊成統一的民調支持度一直低迷不振。
國統綱領的廢止擠壓兩岸戰略空間
2006年3月，民進黨政府以行政院決議的方式，將自1991年3月公告的“國家統一綱領”予以“終止適用”，這固然是兩岸關係的惡性循環，亦是民進黨報復中共公佈“反分裂國家法”的手段，但兩岸關係的戰略空間，亦因此受到空前的擠壓。至此，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生前參與，並曾擔任副主任委員的“國統會”，亦不復存在。黃信介生前參與此一組織，曾遭獨派人士撻伐，但他以“國統會”即“國不統會”，以及“監督國統會”對應外界的批評，堪稱睿智。並成為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佳話。
“國家統一綱領”的制定與“國統會”的成立，是李登輝前總統為因應動員勘亂時期停止後，內外統獨壓力，乃至中共對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實質台獨”顧慮下的戰略性設計，進一步說，此一機制與綱領，其實是台灣由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的安全瓣，遺憾的是，在民進黨執政後，非但未正視此一功能，反而棄之不用，而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中共對民進黨的信任也因而趨近於零。
和平發展是台灣民主的安全瓣
其實，“國家統一綱領”對“一個中國”已有明確的界定，當時中共對此一綱領亦頗多質疑與批評，但比起創立“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民進黨，中共對此一綱領的內容雖不滿意，亦不致全盤否定。持平而論，2008年後，兩岸關係確因馬英九執政而開啟“和平發展”的新局，若干發展的過程也頗符國統綱領的精神。至於，2012年的大選，原以為勝券在握的民進黨，因在最後階段的“台灣共識”論述空洞，未能提出讓選民信任、安心，包括經貿與國家安全在內的兩岸關係政策，而功虧一簣。
進一步言，儘管兩岸目前仍存有相當程度的軍事敵對，但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希望兩岸的經貿關係與台海和平，因民進黨的重新執政，而陷入不可預測的衝擊。此一形勢，民進黨內雖不乏菁英人士心知肚明，但卻欠缺“說清楚、講明白”的道德勇氣與平台，如何建構兩岸論述與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信心，新任民進黨黨魁蘇貞昌或可從被終止適用的國統綱領，得到一些啟發。
以王道文化鋪陳兩岸關係康莊大道
俞可平先生的名言“敬畏民意”，以及“如果大多數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人民就有權收回我委託給執政者的權力”，證之於台灣的民主發展，可謂為最佳的寫照。今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雖再次輸給具有執政優勢的國民黨，但國民黨卻無法高枕無憂。從瘦肉精美牛、禽流感、文林苑都更案，乃至最近的油電水“漲聲響起”，縱使兩年內沒有選舉壓力，“不用討好選民”，但陳沖內閣“敬畏民意”的壓力，卻已十分沉重。馬英九雖已連任，卻在全民皆罵、街頭抗議中就職，民調支持度也創歷史新低。這種所謂的“陣痛”，是否延伸至2014年各項選舉，乃至2016年的五都、立委、總統大選，成為國民黨不可承受的“長痛”，甚至使國民黨輸掉政權，雖尚難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民主台灣”，從地方到中央的“政黨輪替”，以及“做不好就下台”的民意趨勢將成為常態。
最後、筆者以為，如果民進黨能在兩岸政策上展現新的思維，開拓讓台灣民眾安心、讓大陸新領導班子也能接受，並共謀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的出路，達到互利雙贏，則民進黨重新執政，將指日可待。要言之，台灣的民主發展與鞏固，與台海的和平發展，並非敵對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民主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憲政機制亦然。
要言之，中國大陸作為和平崛起的強權之一，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應展現更寬闊、客觀的視野與尊重。而中華民族具有崇尚王道文化的傳統，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現在積極恢復中華文化之際，也應從傳統化中，擷取王道文化的精華，汲取台灣民主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交流、瞭解、溝通、協調中，找出適合兩岸人民的一條道路，一條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而使兩岸化解樊籬，達成復興中華文化與人民幸福安康的願望與目標。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7月號，總第1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