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8日電／台灣工商時報社論說，台灣昨天公布了7月份出口，聳動的二位數負成長，果然是“出口墜崖”。似乎預知出口不振、經濟增長保二突槌，“行政院”昨天從五大面向擘畫，提出振興經濟藍圖，“經濟部”也喊出六大精進做法，希望挽回頹勢。看到政府苦心孤詣做的paperwork，還是把口號當補藥，不禁讓人想起“萬曆十五年”，這本大歷史觀的文中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行動，全憑儒家簡單而粗淺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其社會發展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2012年的台灣，希望不是大明的萬曆十五年，因為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代（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很可能決定了台灣至關重要的未來。
春江水暖鴨先知，早在本月一日韓國公布7月出口年減8.8%，我們就預期同樣是出口導向的台灣，絕對好不到哪裡。出口衰退，問題出在全球，出口不佳，經濟保二破功，這些基本常識，我們都知道，但要問的是，為何台灣今年來每月的出口增長，都遜於韓國？為何台灣今年上半年經濟成長，是四小龍之末？面對歐債、美中兩大經濟體成長下滑，這是每一個國家都要面對的限制條件，何獨台灣表現最差？顯然，台灣有台灣的內部問題，這些內部問題，別的國家沒有。而台灣最大的內部問題在哪裡？容我們不客氣的說，最大的問題就在政府，而且是馬政府。
社論說，政府一向是數字管理的機器，但馬政府的數字管理相當不到位，之前的“6、3、3”就不提了，以今年的出口來說，去年底經長無視於今年全球景氣衰退的事實，畫了一塊“二位數增長”的大餅，結果呢？上個月出口來個“二位數衰退”；明明今年經濟有成長就算不錯了，卻在去年底訂個“4.19%的高標”，結果呢？經濟成長目標今年來節節敗退，從保四、保三、保二，現在得退到保一了，這些不都是“6、3、3”的翻版嗎？
若在一家民間企業，面對業績持續下滑，總經理以“全球市場差”做藉口，早就被董事會炒了，總經理得“務實”一點，制定方向、搞清楚優先順序，從“擴大營收、刪減支出”雙管齊下，才能虧轉盈、逆轉勝。
如今的馬政府，碰到“數字管理”和原先的預期落差很大，就改為“口號管理”，“龍騰計劃”、“三業四化”、“五大振興經濟方針”、“六大精進做法”統統出爐，這些口號，在企業界聽起來，救不了急、治不了病，連安慰劑都談不上，還談甚麼保三、保二？
要讓台灣的經濟有感成長，這麼難嗎？一點也不。如今不比當年，台灣是個窮政府，沒有十大建設的蔣經國，也沒有六年國建的郝院長。所幸，台灣藏富於民多年，只要把世界各地的台商拉回來，把金融體系裡的超額儲蓄挖出來，把大陸上的可用資源找出來，台灣怎麼可能居四小龍之末？
怎麼做？政府只要把證所稅、奢侈稅廢了，本勞、外勞基本工資脫鉤，暫停調漲基本工資，把陸資看成一般外資，把政府的土地全面地上權化。簡單的說，對企業界的要求做正面回應，那就對了。
可惜，馬政府中儒生居多，到今天還抱著“雨露均霑、澤被蒼生”的公平正義教條，苟利於特定市場的，打壓；苟利於特定產業的，排擠；苟利於特定企業的，封殺。其結果是，市場萎縮了、產業出走了、企業絕望了，只剩下一個空轉的政府機器，又如何期待她能“雨露均霑、澤被蒼生”？
“萬曆十五年”書中提到三個歷史人物，一個是海瑞，這大概是馬英九所期待的公務員，作者黃仁宇教授卻把他形容為“古怪的模範官僚”，認為海瑞這種服務公眾、犧牲自我的精神，發揮不了什麼實際作用；另一位是平倭名將戚繼光，品行不怎麼樣，黃仁宇卻推崇他的求實精神，認為在那個八股年代裡，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最後一個就是萬曆的老師張居正，他箝制思想、打擊政敵、居官奢侈，這種人在馬政府裡，早就被掃地出門了，但他的一條鞭法、“厚商以利農”的經濟政策，卻讓大明國祚有了再續一甲子的實力。
海瑞的資質，最多只能幹個“監察院長”，但戚繼光卻能抗蒙掃倭，張居正更是一代名相。我們的政府官員裡，是該多一些海瑞？還是多一些張居正、戚繼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