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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歷年出現頻次 |
張清敏認為，老友最多的國家也就是中國外交中最重要的國家。在大國中，唯有俄羅斯的老朋友不多，“這是因為我們和前蘇聯曾經是同志、兄弟關係，這種關係是親於、高於朋友的，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也便不談朋友。”
當然，個別小國也有重要的老友，例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又如兩位非洲“鐵友”——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和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日本人占據了日本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們還被冠以另一個稱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業家岡崎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幾率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擔任過此職，其中10人都獲此稱謂。
事實上，在601老友名單中，各國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體。除了如基辛格、尼克松這種邦交正常化的開拓者以外，曾經訪華若干次的國家領導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稱呼。
但這並不影響經濟、文化領域老友的存在。被傳為中國外交佳話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藝、體育界的老朋友。
從革命同志到生意夥伴
中國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到過延安。因為抗日戰爭，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結緣。一批蘇聯志願航空員曾參加保衛武漢的空戰，後來，這個航空隊的隊長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比軍人更多的是醫生。除了人盡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根廷、美國、英國等國均有醫生來到中國的戰場救死扶傷，並結下友情。
還有一個老友群體是外國記者，他們向外界報道神秘的中國，讓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世人知曉。外國記者中最有名的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專門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原外交部長黃華任會長。後來，這一機構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與斯諾等記者類似，荷蘭導演伊文思也被視為向世界正面介紹了共產黨抗日戰爭的好友。他1938年來到中國，拍攝了關於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從此開始了與中國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還曾經托人把一部手提攝影機送給延安電影團，這部攝影機現在藏於國家博物館。
還有一些人，雖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過中國，但因為與共產黨領導人的友誼而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法國生態學家勒內.迪蒙早年就曾結識了蔡和森、鄧小平等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這段發生在異國的相遇成為他與中國人民友誼的開端。
革命年代結束後，在國際舞台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準，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侵略是辨識的依據，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友多是這段時間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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