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勞》和《蛙》這兩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見的宗教情懷，使它們超越了中國作家同行，而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行列。莫言的創作業績，也使他當之無愧地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作者系《收獲》雜誌社編輯部主任、《莫言評傳》作者、莫言多部重要作品首發編輯）
諾獎不是異議作家的專利
只要我們梳理一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履歷，就會發現，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一個全然“套上意識形態的外殼”的文學獎項。
撰稿｜河 西
以政治標準來評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詬病諾獎者的主要手段，有人要說莫言太軟弱，有人又說索爾仁尼琴以政治換取文學的籌碼，事實是這樣的嗎？
諾貝爾文學獎在冷戰時期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少指責，不可否認，諾貝爾文學獎錯過了一些偉大的作家，其中，托爾斯泰、博爾赫斯、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的缺席總是一件讓文學愛好者覺得非常遺憾的事，但是只要我們梳理一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履歷，就會發現，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一個全然“套上意識形態的外殼”的文學獎項。
1921年，為了“表彰他輝煌的文學成就，其特點是高貴的風格、深厚的人類同情、優雅和真正高盧人的氣質”，阿納托爾.法朗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就在這一年，法朗士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1919年，在寒冷的北歐國家芬蘭，31歲的青年作家弗蘭斯.埃米爾.西蘭帕發表了長篇小說《赤貧》。從這個題目您大概就能猜個大概，西蘭帕所同情的，是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赤貧大眾。這部小說，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為背景展開的悲劇小說。貧農本傑明在貧困中撒手人寰，他的妻子女僕瑪嘉和兒子尤哈生活無著食不果腹，乃投奔舅舅凱萊，不料舅舅翻臉不認人。在絕望中，母親死去，之後兒子的生活常常無米為炊，生活在貧困線上，直到他參加了芬蘭紅色政權的革命鬥爭，才找到人生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長，紅軍與白軍的對壘以紅軍慘敗而告終，在白軍的大屠殺中，尤哈難逃被殺害的結局……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怎麼看都是苦大仇深階級鬥爭的最佳樣板。但就是這樣一部小說，以及同樣描寫物質貧困的小說《少女西利婭》（又譯《紅顔薄命》），為西蘭帕贏得了193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里奧.福曾經是意大利共產黨黨員。他有個座右銘說他要“創作富有戰鬥性的戲劇”、“真正的人民戲劇”。因為這個敏感口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的劇團被當局指稱為從事“赤色鼓動”的“共產黨劇團”，每次演出，為了防止意外，警方都派專人在場，檢查演出中有沒有宣揚赤化的台詞。雖然1968年，達里奧.福在熱那亞青年劇場演出了布萊希特式的訓誡劇《工人認字三百，老板認字一千；所以他是老板》和《把我綁起來，否則我就把什麼都砸了》兩劇時因為批評意大利共產黨而與黨組織產生矛盾並進而退黨，但是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左派，也一直支持重建意大利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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