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囿於憲法第九條”與《美日安保條約》，在缺乏美國的支持下，難以獨力在釣魚台水域輕啟戰端。在日、中釣魚台爭端的較勁中，美國清楚地表態不願在釣魚台意外的戰火中，付出美中關係的代價，此勢將迫使日本在釣魚台爭端中後退，換取中共節制“反日”運動的規模與在釣魚台水域“船海戰術”，使日中關係回到常軌，避免擦槍走火。惟在9月21日民主黨黨魁選舉中連任的野田，如何既保住日本外交顏面，又能調整“國有化”釣魚台的錯誤政策，將為其內政上的難題，但或許解散眾議院，讓日本國民在選戰中做出裁判是可能的選項。
此外，日本在“國有化”釣魚台的失策中，須重新省視過去將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理解為美國重整“太平洋第一島鏈”，以“圍堵”崛起中之中國大陸的迷思。中共非當年的蘇聯，市場經濟下的中國大陸與歐美經濟已形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狀況，美國的對中政策非冷戰時期“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再現，美國與中共間的矛盾亦非“敵我矛盾”，美中關係是多層次的，非一元化的非友即敵，而日中關係亦是如此。
美國學界認為，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採行的東亞政策與其說是“重返亞洲”，不如將之理解為“再平衡”（rebalance）政策，此非衝著中共而來，而為向東亞國家展現“華爾街金融風暴”後的美國仍“寶刀未老”，可掌控全局，其間與中共雖存在矛盾與歧見，但不表示美國以中共為敵。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東亞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則闡述，美國的目的不是阻撓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是防止中國大陸崛起後，壓縮到其他周邊國家的行動自由和自由選擇權，美國不欲見東亞回到由中國大陸主宰一切的“歷史現狀”（historical status quo）。因此，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對中共的挑釁無法獲得美國的支持，而美國亦深知這群右派政治人物不僅“反中”，亦“反美”，這樣的日本對美國而言，應較中共更為麻煩。
10月12日，日本國家戰略擔當相前原誠司接受“朝日電視”時表示，由於石原提出購島計劃並表示，即使同中共開戰也在所不惜的強硬論調，野田擔心事態因此惡化因而加速釣魚台列嶼的國有化進程。然而，野田以“國有化”與石原的“購島”拚場，無疑踏入日本右派的“賭局”，而“美日同盟”正是賭注，美國無法坐視執政的野田加入這場世紀豪賭，這無疑是為對中央政權躍躍欲試的大阪市長橋下徹等右翼地方政客作嫁，不利東亞未來的穩定。
然而，釣島爭端因美國四十年前處理“返還琉球”失當而起，在釣魚台主權上維持形式上的“中立”，不足以使美國在此爭端中置身事外，此爭端延宕至今，過程中日本變本加厲，逐步強化對釣魚台列嶼的實效管轄，全靠美國的背後支持，但此無助於爭端的解決，徒令緊張升高，將使美國“公親”變“事主”。因此，“釣魚台爭端”已進入新的階段，美國應鼓勵東海各方“以對話代替對抗”，尋求規範性解決東海爭端，避免事態擴大，危及區域安全及穩定，而此亦可避免美國在亞太之“再平衡”戰略開展中出現意外。
（三）日本政壇的因應動態
“國有化”釣島後，中國大陸社會“反日”情緒再現，中共官方雖未祭出經濟制裁手段，但中國大陸人民對日貨的抵制已造成日本製造業的壓力，令始終處於低迷的日本經濟無疑是冰前颳雪。對於日中關係因釣島爭端出現危局，日本經濟界感到不安，日本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表示：“將中共視為問題的事稱為‘沒有問題’，這一點實在難以理解。”米倉代表著日本商社期待野田“內閣”正視釣島爭端，透過對話解決歧見，避免日、中政治關係倒退影響到常態的經貿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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