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互動流程
無論如何，對比往日歷史，或非洲大陸和某些南亞國家而言，今日中國大陸十三多億人口，在共產黨治下基本上都已“溫飽無虞”；僅此一點，已不愧為“曠世功德”也（僅希望讀者勿單引此語，視為“洗腦”用詞）。實際上許多國內外論者都對當今中國的此一成就習以為常，不但視若無睹，反而專攻政治議題，對北京政權多有非議；並力催全面自由化，民主自由普選等一步到位。這也不可厚非，因為經濟生活水準不斷提升，必然引發經濟學者所說的“預期升級”（rising expectations）效應。然而，任何較為客觀持平的看法，都應該認同過去三十年來，雖然還不見有較為制度化和較大範疇的政治改革，但國人在許多不同領域所享有的自由幅度到底遠比文革時期或之前寬鬆得多了。我在《不可忘記毛澤東》一書中稱此種互動流程為“政治社會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因變數”：這也是近一、兩百年來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此一無往而不適的發展規律體現在中國大陸的實踐中可說是一個“經濟集中和政治自由如何取得平衡和互為影響與轉化”的問題。比如1989年的六四風暴所顯示的其實並非當年一般所說的“經濟改革先行”而“政治改革滯後”的矛盾；而是任何“過激的政治自由化”勢必導致“積壓難返的經濟集中體制遽然解體”，讓各個地方政權和不同利益團體激烈競逐資源的潛在亂局爆發，而造成巨大損失和機會成本。蘇聯1991年因“政治改革先行”被迫採用“休克療法”而導致經濟大崩潰，民不聊生，正好印證了這一個內在的巨大風險。這是沒有任何政權所能容忍或接受的。因此，當年六四悲劇的發生，或可說是學運和民運分子“好心做了壞事”的結果，可歌可泣也。
所幸雨過天晴，屈就於客觀規律的各個層面的中國經濟改革措施也很快地在1992秋登峰造極，彙集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歸路。不同領域的法制改革也相應陸續出籠；近年來，政治改革的議程也呼之欲出，認同“普遍”或“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也冉冉而來。實際上隨著經濟決策權力的不斷擴大下放，基層（縣級准縣級）地方政權也已開始直選改組等實驗。當然，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會“全盤西化”；相信“全盤西化”也並不一定就是許多國人所願意見到的。
全面走向世界
1992年除了開始“全面建設市場經濟體制”外，另一個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可說是緊接“鄧小平南巡”後，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以市場交換技術”的政策口號下，全面引進外資和高新技術，以加速現代化（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也）。這是西方各國領導、跨國企業、政府官員，以及許許多多學者專家所始料不及的；因為“六四事件”爆發後，一般都以為中國勢必走回頭路，閉關自守，恢復計劃官僚控制制度，等等。當年八月，全世界風聲鶴唳之際，我卻在澳洲悉尼市的一個公開演講中，斷言中國將會繼續開展改革，而且對外門戶也會益發敞開。這或可說是“有幸”言中了（詳見《不可忘記毛澤東》第6章結論）。
實際上，中國自1986年正式申請加入WTO後，已走上了融入世界自由貿易投資體系的不歸路；所以“六四”後，很快地又重新試圖與世界經濟並軌。其中所涉及的經濟政治邏輯，我在別處多有所談到，不贅。只是在美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諸多阻擾下，要遲至2001年底才能成事。然而“入世”以還，僅僅在十年間，中國經濟便迅速與亞太和全球經濟整合；並先後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儼然與世界列強並列，從而引發了多少“中華‘帝國’昇平盛世”（Pax Sinica）將會取代“美帝稱霸環球”（Pax Americana）的設想。這令“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驅使美日菲越等國對釣魚島和南海等不大不小的問題，不斷聯手製造事端，試圖遏制中國崛起。美國雖然口口聲稱願見中國富強起來，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然，這也可說是地緣政治學上的必然，但國人又將何以處之呢？（詳見由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拙作，Y. Y. Kueh, Pax Sinica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s Ascendance，英文版，中文書名意譯為《中華‘帝國’的昇平盛世–地緣政治經濟學視角》,頁xxii+438）。
中國與世界經濟並軌，在政治與經濟互動的效應下，當然也難免引發國內政治社會的調整，以及價值導向的變遷；比如溫家寶總理近年來便不時提起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然而，國外各界自2004年美國《時代週刊》一位編輯名庫巴拉莫（Joshua Cooper Ramo）者，提出所謂“北京共識”的看法後,也同時不斷熱衷於討論中國的發展模式可能如何適用於全球範圍內的發展中國家，以取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本身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簡單總結庫巴拉莫氏的看法，即中國在權威式治權下堅毅奮進、不斷創新、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扶貧救窮（世界銀行估計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擺脫貧困人口高達三億），以尋求“公正”(equitable)和“高品質”(high-quality)的增長;並累積“不對稱”實力，以確保國家領土安全和金融自主權（句中所引絕大部分字眼都是庫巴拉莫氏自己的用詞）。這顯然與強調市場經濟、私有產權、民主化和自由化，而在阿根廷和印尼等十幾個國家導致經濟潰敗的“華盛頓共識”分庭抗禮（讀者可上網點擊有關詞條，對比各界對這兩個“共識”的評介）。
當然，“北京共識”到底只代表一個概括性的、有關發展策略的理念框架；很難想像大陸所實行的“中國模式”對許多落後國家也具有可行的操作性能。實際上溫家寶總理便不同意“北京共識”的提法。而認為有關各國必須依據各自國情，設定自己的發展模式。我相信他是說真心話的。
結語：也談香港對“國民教育”的爭議
老實說，我對今年（2012）初夏）香港公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中所指內地現行政治體制“進步、無私與團結”，又指外國政黨政治制度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不甚了了，也不想一讀手冊求解。但是對引號中的區區數字，被廣泛視為“洗腦工程”，群起而攻之，引發如此軒然大波，滿城風雨，卻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香港到底是個高度開放的社會，這類議題也很容易過度政治化，不在話下；以致許多知識分子（包括政治人物、學生、講師、教授等等），借題發揮，攻其一不及其餘，無限上綱；儘管這也可說是“理性化”的政治行為，就如美國的“兩黨惡鬥”一樣，為爭取選票，各自渾身解數，興師動眾。這是西方民主政制特色，無可厚非；至於其社會經濟效果如何，則應另當別論，不可簡單化地以“人民當災”四個字否定之。
其實所指這類群眾運動，都屬社會學家所說的滾雪球般的“群體/群眾動態”（group/massdynamics）效應，文革期間紅衛兵騷亂便是如此。姑不論這類群眾運動是自發的，或另有玄機（紅衛兵騷亂肯定不完全是自發的），但是作為學者，相信還是應該對所謂“中國模式”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現象，剖析其橫切面特徵及動態流程，以便窺其全貌。這是這篇短文的目的。當然文中提到的許多觀點，其本身就是頗富爭議性的；但願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讓有識之士參與評論，但懇勿責備求全，手下留情是幸。
在結語前還得補充一兩句：像中國如此龐然大國，三十年來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不斷向地方和個人放權，這令中央執政當局要在“自由化”和“集中”（或曰“維穩”）之間取得平衡，確實並非易事。因此，就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徇私枉法、貪汙濫權，以致各類冤案慘案的發生，時有所聞。節制新聞言論和學術自由也不難想像。開放自由民主如美國者，行內人也都心知肚明，其媒體和學術出版社都有一定的自我審查和節制的尺度；只是程度高低或有所不同而已。近年來國內發生的幾起聳人視聽的案件，如劉曉波、艾未未、陳光誠等或如早前的方勵之，似乎都應從這一歷史角度來加以評介；大可不必因應媒體“拍拍獵奇”（Paparazzi）（狗仔隊）式連珠炮彈的渲染，而完全否定了整個“中國模式”正面的歷史效應。其他幾個被判監或死刑的“大老虎”，如成克傑（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陳希同（北京市長）以及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或曰近日的薄谷開來，等等，也都或多或少反映北京政權具有一定的自我清洗和自我完善的內在機制，否則這個政權早已如印尼的蘇哈托或菲律賓的馬可施總統一般地烏呼哀哉矣。可也別忘了，宋朝包青天所處理的也都是這類案件，而且肯定也有許許多多“漏網之魚”；所謂自古已然矣。
反觀整個近現代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長期進程，以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躋身於世界列強，免於為人魚肉，其複雜性和艱苦程度，絕對不亞於從“九一八”或盧溝橋開始的十四年或八年抗日戰爭（包括捉拿漢奸）。這不禁令人想起國學大師、新亞書院前校長錢穆教授在其成書於抗日戰爭方興未艾之際（1940年）的《國史大綱》的扉頁中所寫的警句，即不論如何，國民讀其書者，應該對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並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視本國以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等等。
誠然，作為一個國民，每個人都應該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但作為中華兒女，相信至少應以守住民族本位為底線，不必仇外，但也不可數典忘祖，崇洋媚外，更不該賣國求榮。當今之世，紛紛擾擾，顯然也不可自作多情，一廂情願，侈談大同世界、烏托之邦、極樂西方、美德天堂之類的遐想。這應該就是“國民教育”的真諦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1月號，總第1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