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結構是內生的。舊結構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都把結構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舊的結構主義把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作為參照系，要求發展中國家照搬照抄來發展；新自由主義則以發達國家的制度作為參照系，倡導發展中國家同樣推行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
傳統經濟學總是以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對比較好、發展中國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夠好作為參照系，以此來制定經濟政策。而新結構經濟學的不同在於，它是以發展中國家作為自身的參照系，看它們有些什麼，在此基礎上能做好什麼，把能做好的發揚光大。上世紀5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經濟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賦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不是按照發達國家優先發展大產業的路徑來發展經濟。
新結構經濟學既有來自中國和東亞的經驗觀察，也有理論的分析。
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以市場為基礎，同時也強調政府的作用。分析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會發現，市場和政府必須同時存在。按照結構內生和要素禀賦理論，資本積累的速度必須比人口增長速度快，資本來自剩餘積累，更多的剩餘積累必須來自按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必須以市場為基礎和前提。但是，現代經濟發展為什麼還需要政府？因為現代經濟增長的特性就是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不斷升級，這種升級需要先行先試者，先行先試必然充滿風險。發達國家往往是以專利方式激勵先行先試者，發展中國家則是想辦法給先行先試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補償，同時，政府還應當成為各種基礎設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協調者，以便為先行先試者提供合適的環境。我之所以主張回到亞當.斯密，回到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張回到《國富論》，是因為斯密用8年時間寫作《國富論》時，實際上尚未認清工業革命的進程。《國富論》假定技術和產業是給定的，要在此條件下進行資源最優配置，所以，斯密只強調競爭的市場，不強調政府的作用。但是，從斯密到現在，最大的變化就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這是斯密當年所沒有看到的。在給定的技術和產業條件下如何最優化配置資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術和產業不斷升級更重要。
在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上，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比如，結構主義對政府的強調就過了，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造成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種保護補貼，導致種種扭曲和尋租，這就是過猶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是不及猶過。如果只強調市場競爭，政府不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降低交易費用、補償外部性，就會導致產業和技術升級非常困難。智利從1970年代開始按“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沒有形成新的產業，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產業升級中，政府應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其實，在十五、十六世紀英國追趕荷蘭的進程中，政府對毛紡業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國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後，德國、法國、美國在追趕過程中，政府也給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發達國家，政府往往通過專利保護、對基礎科研加以有選擇的支持、政府採購、行政規定（比如目前美國對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規定）等方式發揮著因勢利導的作用，以誘導產業和技術升級。發展中國家更應該發揮政府在這些方面的優勢，否則就是自廢武功。當然，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揮後發優勢，對企業給予外部性補償，並不是要保護那些競爭能力不足的企業。這裡面存在著質和量的根本區別。
經濟學研究的中心轉移到中國，這一進程可能會快，也可能會慢，關鍵取決於是否有意識加以倡導和推動。無論如何，這種轉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問題現在實際上是經濟學研究的金礦，為此既需要學界的倡導，也需要培養相應能力。我們在這方面需要做出一兩代人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