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挑戰是供給。從長期來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不斷提高的生產率。美國是全世界生產率最高的大型經濟體，因為其開發和應用新技術的能力是最強的。在這方面，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如馬丁•沃爾夫在10月2日的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生產率的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儘管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目前的增速還算不錯。其次，當今世界，創新與科學的聯繫如此緊密，因此政府對科學工作的支持十分重要。美國政府在創新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互聯網只是一個例子。
第三個挑戰是不公平問題。在這方面，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顯然，自衰退結束以來，美國新增收入中90%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人群。如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所指出，“1979至2007年間，經政府轉移支付和聯邦稅調整後的實際（剔除通脹）平均家庭收入累計增長了62%。同期稅後實際家庭收入中值增長了35%”。這兩個數字的差距有兩個含義。首先，國民整體經濟富裕程度並未隨GDP同步增長。隨GDP同步增長的是收入最高人群。這是顯而易見的：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收入之和占總體市場化收入的60%，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之和遠高於收入最低的40%人群的收入之和。其次，如果一個孩子成功的機會取決於其父母擁有多少資源，那麼，社會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人力資本越重要，這一點的影響也必將越來越明顯。
最後一個問題是財政償付能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認為，美國已出現失業危機和公共債務問題。馬丁•沃爾夫同意這個觀點。許多人認為削減財政赤字是當務之急，實際上並非如此，原因有兩點。首先，如前文所說，削減財政赤字必將導致需求驟降的風險，緊接著還可能導致規模不下於從前的財政赤字，並且經濟活動水平會更低，也就是說，可能導致流動性陷阱。其次，除非經濟出現強勁復甦，否則美國國債利率幾乎沒有大幅上升的風險。但假如經濟強勁復甦，隨著收入恢復增長、支出下降，大部分財政赤字將被消除。償付方面的主要問題是醫療保障支出，其中醫保成本膨脹是主要挑戰。
哪位總統候選人看上去對這些問題有更明智的認識？在馬丁•沃爾夫看來，奧巴馬的認識不夠充分，但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觀點是在炒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剩飯。
奧巴馬並不主張進行全面改革，而一場全面改革可能讓經濟恢復20世紀中期的活力——當時大多數行業都煥發了生機。或許是因為全面改革太難了。但如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所說，只要思考一下羅姆尼的建議——用整體稅收支出的無差別降低彌補所得稅邊際稅率的降低——你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共和黨人“將為高收入家庭大幅減稅，同時加大中低收入納稅人的稅負”。在社會不公迅速加劇之際，這可能導致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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