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長期由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早就出現微妙的質變。隨著拉丁裔在二○○○年超過非洲裔人口，於此同時，白人比例降至只有七成左右，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也“合理地”在二○○四年出版《我們是誰？》一書，將眾人視野從全球文明衝突拉回國內，討論美國內部逐漸浮現的認同危機。
杭廷頓的疑慮並非無的放矢，很快地，二○○八年便成為美國史上首度由大規模族群動員扮演關鍵角色的大選；在該次選舉當中，奧巴馬不但獲得拉丁裔與亞裔選民各約七成與六成上下的肯定，非洲裔選民更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投給他，單一族群支持率之高打破美國歷來紀錄。
非但如此，正如一名經濟學教授所言，目前在美國所進行的，其實可稱為一場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由於持續性普遍不景氣與失業率居高不下，階級鴻溝的擴大既成為社會現實，奧巴馬利用羅姆尼的失言，順勢指責他袒護高收入者，並試圖“劫貧濟富”，不能不說是個“高明”的選戰策略，但惡鬥的結果，不啻在前述族群之間的水平區隔外，從垂直面再度割裂了整個社會，從而將向來具有“民族熔爐”美譽的美國，推向一個新的分裂起點。美國廣播公司便坦言，由於此次選舉凸顯出的高度政治對立，美利堅“分眾”國時代已然來臨了。
這絕對是下一世代的美國決策者，必須面臨並解決的首要困境。
放眼未來，一個底氣不足的美國，最終能緩解其日益險峻的社會分歧嗎？能扮演好霸權的公共財角色，帶領各國走出金融海嘯的沉重陰霾嗎？在民主化浪潮退燒、野火四起的中東，能成功協助其恢復穩定嗎？更甚者，面向“十八大”後重新盤整的中共政治局勢，原先高調“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將何去何從？前述一連串問號，勢將成為美國新一任政府揮之不去的噩夢，至於其結果，亦必然直接影響著全球格局的變遷走勢。
社論說，當然，我們衷心期盼美國能振衰起敝，再度力挽狂瀾於既倒；畢竟，假使它最終證明做不到，那麼，分裂的恐怕將不僅僅是美國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