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儘管新德里對於北京有自己的擔憂——這兩個國家甚至在1962年還進行了一場短暫的、對於印度來說有點恥辱的邊境戰爭——以及擁有一種日益堅定的地區立場，但是其無意成為華盛頓太平洋遏制戰略的一個邊鋒。較之全球和地區的地緣政治，印度的安全機構更為關注國內問題、恐怖主義和鄰國巴基斯坦。儘管對於民主和多樣性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儘管有同樣的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產，儘管兩國都使用英語，美國和印度依然是戰略目標存在分歧的完全不同的國家。正如任何去過加爾各答的人都會告訴你，這裡可不是澳大利亞。
拉蒂夫的報告歸根到底就是謹慎的樂觀主義，對於“樂觀主義”和“謹慎”同等強調。儘管美國人對於事態進展過於緩慢充滿挫敗感，而印度人則對形勢推進過快憂心忡忡。他寫道，與印度的合作已經比“知識最淵博的觀察家”十年前所預測的走得更遠，而且，我們還能走得更遠——因此不要因為操之過急而搞得滿盤皆輸。一次又一次的，拉蒂夫重複著，美國必須有“合理的預期”和“適度的預期”，而且必須“避免施壓令印度簽署（正式的）防衛協議”，甚至避免“過度宣傳”現有的軍事接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