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埃及和突尼斯為意識革命鋪平了道路。這就滋生了新的現實和長期的後果。
首先，革命煽動了阿拉伯的“民意”概念。長期被剝奪權力的人民已在歷史上通過多次間歇性爆發表達了他們被壓抑的政治挫敗感。今天，當選領導人擔心遭到公眾批評，竭力爭取支持以確保連任。公民現在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們會投票給那些最能代表他們心聲的人。
其次，埃及壓倒性多數的人表示歡迎民權國家，拒絕接受軍人共和國或神權國家的概念。贏得大選的大部分伊斯蘭主義者已接受適用民法而不是伊斯蘭教法的國家原則，既不疏遠宗教，也不通過法律強制推行宗教。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任何企圖扭轉這一趨勢的做法都將遭到民眾的反對。
第三個重大的現實是人民對憲政民主政府體制的歡迎。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面臨著戰爭、主權及國家建設等殖民地時期之後的挑戰，因此民主幾乎算不上國家的首要任務，遑論政權的目標。如今，民主的倡導者包括那些直到最近還將民主譴責為“非伊斯蘭”的人，還包括那些甚至連民主的概念和內涵都無法完全定義的人。
與此同時，在2011年1月之後引起極大騷動的力量將繼續驅動或抑制變革。
安全組織、軍事梯隊、官僚主義和舊寡頭政治發動絕望的複辟，但未來不屬於他們。儘管這些反動勢力在缺乏變革和持續的混亂中繼續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但其獨裁發展受到非議。
革命也釋放了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長期壓抑的原始憤怒。考慮到埃及經濟與國家機構的可怕狀況，伊斯蘭主義者並沒有針對遺留給他們的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然而，人們期望他們的領導人一旦大權在握，拿出的是成績，而不僅是喊喊宗教口號。
隨著政治化的伊斯蘭教在塑造未來方面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不斷發展的強權政治也將塑造伊斯蘭主義運動。他們可以選擇，要麼成為穆斯林民主主義者，要麼失去他們的民主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