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在研究漢代藝術史的時候曾從不少賦作中感受過當時當地的氣象，頗有收獲；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賦，畢竟那麼缺少思想、 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占據太多正面地位。這就像我們見過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時段置身重要職位，服飾考究，器宇軒昂，但一看內涵，卻是空泛呆滯、言不由衷，那就怎麼也不會真正入心入情，留於記憶。這，也正是我在做過文學史、藝術史的各種系統闡述之後，特別要跳開來用挑剔的目光來檢索文脈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寫文學史，那就不應該表達那麼鮮明的取舍褒貶。
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尷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
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說，只說他的文學貢獻。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畫，寫出了中國歷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說，他將中國歷史擬人化、生命化了。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只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於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歷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
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歷史；我則說，他借用歷史印證了文學。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致。但他又不露痕跡，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後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只須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魘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
（文章來源: 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