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台灣的戰略地位重新浮現─雖遠不如冷戰初期地位顯赫，但呈現了一定程度的“復權”現象。1970末到1990之間，台灣失去了國際法上“獨立國家”的地位，只被當做事實存在但即將消失的“事實國家”，只能和各國維持“民間性”的往來。
1990年代的復權使各國普遍提升對台關係成為“準官方”性質，這使得北京十分生氣，單單1991北京向各國共正式抗議了186次；這時台灣可以購買得美國F16戰機及其他武器裝備；1994年克林頓對台新政策正式使雙方關係從嚴格限制的“純民間關係”提升到準官方關係。換句話說，在1970到1990年代初，約長達20年間，台灣完全只是中美直線關係上被支配挪動的一個點，不具備主動的能量，此後美中台則多少出現了狹長的三角形態，而台灣既成為美中角力的籌碼也成為美中的“問題”所在。
因中國不滿台灣浮現出的主動角色，1996軍事演習向海上發射飛彈，結果是誘發了潛在，但因歐洲冷戰結束而久未被提起的島鏈結構的浮現，美日迅速簽訂安保新指針，轉移舊約的圍堵對象與範圍而納入台海。
2000年後台灣先因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之戰展現的驚人軍事能力，單極地位顯赫而短暫地進一步浮升，隨後又隨中國日益崛起，美國國力下滑和陳水扁冒進台獨政策，台灣的地位被強烈由扁平三角形壓回，向美中直線靠攏。台灣甚至變成要由美國替北京處理的“麻煩”。到了馬英九上台，主張兩岸高於國際外交，於是北京順水推舟，要求美國不可插手兩岸事務。在這期間固屬美中高唱戰略伙伴關係和馬英九號稱美中台關係最和緩時期，但是卻也是台灣的主體色彩幾近消失不見的時期。
等到2010天安艦事件發生。華府、北京接連不斷追加軍事演習互別苖頭，直把東亞緊張推到冷戰結束後的另一個高峰。緊張沿第一島鏈線全面展開，從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延伸到南海，非常奇特地，台灣正好位在東西向和南北向兩條緊張線交會的樞紐，是最敏感位置。但在這梯次風波口竟被跳過而無戰事。也意外地造成了重大的緩衝效果──如果台灣明確的站在任何一方，其緊張度的上升真是非同小可！於是各國謹慎地拿捏，雖一時都找不到明確的對台方針卻也在現狀上對台做“多給一點”的試探：美國恢復對台軍售；北京軍方有人首度放出可以撤飛彈訊息。然而雙方給台灣的並不是只有讓利給胡蘿蔔，壓力也隨之而至，如中國施壓要上軍事互信談判桌，派人到台宣示一中；ECFA後台灣不得不派人赴美說明……。台海表面平靜，底下暗濤卻更加洶湧，詭譎間機會危險兼而有之。
這訊息，到了2012黄岩礁和釣魚台兩事件發生後更為強烈：中國努力稱讚台灣固守太平島和力爭釣魚台；美國力贊台灣不和北京結盟；日本雖然對馬政府意見強烈，但對台灣展現了比以往更大的談漁權的意願。
年初，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係密切的“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鄭劍，在台灣報紙刊出論壇文章，直指“台灣方面似乎也已經走到了需要調整軍事戰略的歷史性關頭”，呼籲改變“以大陸為台軍唯一假想敵的軍事戰略指向”。1月16楊毅針對釣魚台事件說，希望兩岸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並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文章續道，如果更細心的話，我們將發現更早美中對台灣已經有新的“戰略”想像。2008、2009的兩岸一甲子和孫子兵法會議中，中方參與者幾乎異口同聲認為台灣應該改變自己在島鍊上的角色，在環中國的海域的東海和南海上進行“兩岸戰略合作”，以做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開始”。
接著在天安艦事件的第二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2011年11月11日在夏威夷“東西中心”發表演說，強調台灣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及經濟夥伴。然後，11月23日華府外籍記者中心的記者會上，美國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羅德斯（Ben Rhodes）指出，美國跟台灣有長期安全關係，包括雙方軍隊溝通及美國對台軍售，美台長期關係對美國促成區域穩定的承諾很重要，美國有責任與台灣維持軍事關係及經濟夥伴關係。台灣是一個小國，美國不會期望台灣扮演像日本南下南中國海與澳大利亞北上亞洲中心一樣的角色，但美國希望在美台軍事交流、訓練與軍售之下，台灣能夠盡到防衛自己的責任。華府還期待台北運用長程雷達與偵察機協助美國監測與分析本區國家的海空軍活動，以確保本區的海上運輸安全或海線安全、海上航行自由權，以及本區海洋與海底資源不致遭到任何一個國家壟斷。
在上台之初，馬採取“一邊倒”的“兩岸高於國際外交戰略”，這種一面倒戰略在北京對“中華民國”的存在”迄未放棄打壓的前提下有一個明顯不過的危機：台灣脫離自己在島鍊上和美國的準結盟關係，聯中抗日，或聯中抗菲丶越，固然可以替中國立下汗馬功勞，但不只“中華民國”“合法”國際空間仍然渺不可得，還等於讓自己既存的“實質獨立”消滅，自我的地方政府化─最象徵性的例子是香港保釣船高舉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旗保釣，北京大大的宣揚的同時，青天白日旗在中國的傳媒上被全面馬賽克─展現的是北京一面和“中華民國”合力打日本一面痛打“中華民國”。
因此，和平協議和軍事互信機制雖然都是馬2008就職演講的重點，但在和北京幾度互動後，只好努力推遲；而且馬不得不在單邊押注之後，重新尋找平衡來自北京壓力的支撐點。於是，金溥聰認為“美國重返亞洲，也是我們跟美國深化台美關係的契機。”
過去馬政府相信如果中美關係好，則對台灣最有利，如今金溥聰的話說出了存在了幾十年的殘酷事實：當中美角力時，台灣才會因為戰略地緣條件而被中美雙方多重視一些。
文章最後說，台灣處境真是嚴峻，但畢竟，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台灣的一個非常值得珍惜的地緣價值：東亞角力的緩衝區，讓新一輪冷戰不進一步升高的煞車皮，無論如何，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也無法心存僥倖，既要有膽識地，更要小心翼翼地面對這一個既存的現實，拿捏好自己的尺寸。 |
